2023年9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布了《關於全球治理變革和建設的中國方案》(以下簡稱《中國方案》)，全面系統闡述了中國對當下全球秩序危機與發展困境的診斷和解法。中國在國家利益的底線思維上奉行主權法理和文明自信，絕不允許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中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造成制度性損害，對美西方的非法干預和長臂管轄進行了堅決的反制鬥爭，取得了涉外關係上的重大突破和主導權。中國在全球治理的秩序思維上奉行多邊主義和新天下主義，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價值，以「一帶一路」為實踐抓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想目標，提出和踐行了一系列關鍵方案。此次《中國方案》是對既往主張與實踐的系統化綜合，對人類公共品供應鏈的革新意義及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索意義是史無前例的。
田飛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早前在寧夏銀川舉行，主題為「攜手新時代 搶抓新機遇 共享新未來」。(資料圖片)
全球治理的「西方赤字」
全球化是一種命運，也是一個奇跡。縱觀人類文明史，因語言、地理、知識、貿易、宗教、制度、文化、種族等諸多顯著的差異，人類群體之間的「文明衝突」和戰爭成為重要的交往經驗和記憶，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成為一種哲學奢望和實踐「畫餅」。在無核武器時代，「熱戰」頻仍，戰爭史定義了文明史，以至於斯賓格勒在一戰結束後滿懷悲觀與質疑地寫下了名著《西方的衰落》。他關注的顯然不是「實力」的衰落，而是「道德」的衰落，而道德構成了文明信心的核心指標。在有核武器的時代，核大國之間陷入「冷戰」，核大國與無核國家之間出現了「顏色革命」、代理人戰爭及其地緣政治的諸多衝突，當下仍在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就是顯著案例。
烏克蘭戰爭耗費巨大，撕裂嚴重，對人類和平發展造成結構性衝擊，但並未展現出和平曙光，也沒有催生出新的文明思想和國際法原則。
這些亂象表明，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並不理想，甚至非常殘酷，其全球治理呈現出嚴重而系統化的「西方赤字」：其一，西方全球化脫胎於西方殖民主義和西方霸權體系，內在具有文明歧視和種族壓迫的精神基因，並通過殖民主義的傳統影響與西方的技術優勢繼續壓制非西方國家的自主現代化和主權建構；其二，西方全球化存在表裡不一的治理秩序系統，即以聯合國秩序為核心的多邊主義框架和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霸權框架，美國及其盟友體系信奉和實踐的並非聯合國憲章的法律原則，而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就造成了全球治理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和運行系統紊亂；其三，全球分工體系與產業鏈存在不公正的治理安排和壟斷因素，美西方控制了全球金融治理權，扭曲了市場定價和分工體系，造成「全球南方」國家的長期貧困及其現代化道路的一波三折；其四，全球治理的決策系統與國際組織的治理機制未能反映多邊主義原則和發展中國家的正當代表權，國際關係寡頭化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國際關係民主化未能取得觀念和制度突破；其五，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不平等秩序的存在，導致單一的文明觀和現代化觀，導致非西方民族與國家在文明心智和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認知障礙和選擇難題，導致出現了諸多機械或被迫模仿西方式現代化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
美西方標榜「普世價值」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但並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一旦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賽道上出現了非西方的新興競爭者，貿易保護主義、雙重標準、氾濫的國家安全理由以及意識形態冷戰策略就會沉渣泛起，暴露出美西方的虛偽性和霸權本性。作為自主現代化道路典範代表的中國，自然成為美西方霸權的眼中釘，肉中刺，成為霸凌打壓的頭號對象。這就是中美關係惡化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凸顯的最關鍵因素。
中華文明特性與中國方案
中國為甚麼與西方不同？中國為甚麼能夠走出一條自身的現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於兩點：其一，党的領導；其二，中華文明特性。中國共產黨不是普通的選舉型政黨，不是社會一部分利益的政治代表，而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歷史代表和政治代表，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明代表。中國共產黨的真理性、公共性和政治代表性，決定了它作為民族復興領導者的合法資格，也決定了它作為人類和平發展引領者的合法資格。中國共產黨的「立黨為公」，不是民族主義範疇的國別之「公」，而是天下主義的協和萬邦之「公」。最能體現中國共產黨「天下為公」政治理想的廣場標識就是天安門左右側的標語，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這是政治的民族精神與文明的天下精神的有機結合。而中華文明的五大特性表明了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相結合的中華文明的真理性地位和資格，以及由此結合形成的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標準的新文化的規範可能性。中華文明特性中的「和平性」，是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關鍵屬性，由此催生出《中國方案》一系列的主張和路徑。
《中國方案》的基礎就是党的領導和中華文明特性，亦即「第二個結合」的真理規範性與實踐理性。中國方案的具體要點包括：其一，加強全球安全治理，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其二，完善全球發展治理，共謀全球可持續發展；其三，推進全球人權和社會治理，共促文明交流進步；其四，開拓全球新疆域治理，完善未來治理格局；其五，加強聯合國核心作用，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這些要點是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圍繞全球治理危機相繼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的進一步具體闡述和具體政策化。
《中國方案》體現了中國對全球治理與人類永久和平的鮮明立場和正當化理由。在中國看來，安全是一切秩序的前提和基礎，因而放在了中國方案的最優先位置加以論述。中國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和有機的安全秩序為指向，要求安全治理顧及各方合理安全關切，不能僅僅考慮一方安全。這就與美西方的霸權安全觀形成了道德和制度的分野。中國方案將發展作為「人類社會的永恆追求」。中國式現代化奉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主義哲學，追求公正、普惠、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不尋求建立美西方那樣的經濟霸權與不合理的產業鏈體系。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及其發展路線，就是中國發展哲學與現代化經驗的擴展表達，是中國對新全球化進程的理念性與規則性貢獻。美西方對「一帶一路」的全部污衊和抵制，從根本上暴露出美西方的霸權屬性和發展偏見。美西方對中國制度模式抱有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發展模式則抱有競爭性恐懼，這是中美貿易戰甚至新冷戰的基本歷史背景和深層政治動因。中國方案還特別重視人權治理、社會治理的精細化制度建構和經驗分享，提煉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積極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權觀與人權制度體系，以及真正的公平發展型社會形態與社會關係。中國方案對於全球治理的新疆域包括新的人類活動領域和技術領域的安全與發展前景有著前沿性的探索、判斷和治理主張，站在人類發展的最前端負責任地思考和行動。中國方案特別重視聯合國的核心作用，重視人類的全球治理在道德原則、法律原則與文明多樣性層面的已有積累、制度安排與合作機制，主張改良主義的制度路徑，主張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話語權，實現國際法秩序的規範更新和國際關係的真正民主化。中國方案體現了全球治理的進步主義邏輯和行動。
「海上新絲路」串起東西經貿往來，圖為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集裝箱3號碼頭。(資料圖片)
人類與天下：中國走向世界
中國追求的是符合自身文明特性與理想性的新天下秩序。這一秩序的大模型從其文明根源而言受到中國古代天下主義理想與經驗的深刻啟發和引導，又受到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和實踐觀的規範性重構與擴展，凝練而成一種可與美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相競爭的理想世界方案。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了中華文明五大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以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文化與文明形態革新意義。馬克思主義代表了批判資本主義的人類解放理想，是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權威指導思想，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基礎與精神家園，是中國人集體人格與民族文明的土壤和根基。
在中國與世界關係重構的複雜進程中，「一國兩制」承擔著戰略與制度槓桿作用，也是文明對話與文化互動的關鍵橋樑機制。「一國兩制」的文化本質是反冷戰的和平發展主義，嘗試走出一條以社會主義包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新路。美蘇冷戰的雙方儘管對立，但都確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規範性對立及單一的鬥爭路徑。「一國兩制」立足中華文明的天下主義背景和中國共產黨的世界體系智慧，嘗試以非冷戰的和平發展方法超越冷戰對立，破解冷戰價值觀和冷戰心法，為人類社會探索共存之道。「一國兩制」在港澳先行先試，對台進行思想與方案的構思凝練，背後的根本智慧和動力在於中華文明特性和党的領導的科學性。「一國兩制」的新篇章及其長期堅持的文明和制度意義，正在於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共生。
厚植文明傳統，發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現代性，吸收資本主義合理要素，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系統化締造，並實現中國與世界的長期和平發展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範塑造，這就是新時代之新天下秩序的理想圖景和實踐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