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事故申訴難病人權益待維護

將軍澳醫院兩名醫生懷疑未經授權閱覽和洩露病人資料，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被捕。案件被指涉及一宗投訴個案，一名女病人於接受手術後死亡，家屬其後接獲匿名電話及信件，指負責主刀的醫生曾多次發生類似事故，呼籲家屬作出舉報。雖然整件事起因仍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但揭示香港在保障病人權益或進行醫療索償方面甚有缺失，遇上懷疑醫療事故後政府支援往往不足。

希波克拉底誓詞，俗稱醫生誓詞，是西方醫生傳統上行醫前的誓言。誓詞內容包括視老師及同業如父母、兄弟。現代將誓詞簡化為日內瓦宣言，提出同行之間互相尊重，但相關宣言的核心價值並不是同行之間互相包庇，而是提升整個行業的問責。不過，在香港這個社會，遇上醫療疏忽的事故，要作出追討極為艱難。現時主要有兩個機制，一個是向醫務委員會作出投訴，二是通過民事途徑進行索償。

醫務委員會的投訴機制主要由醫生為骨幹的研訊小組根據案情作出判決。不過，對於一些病患及死者家屬而言，在投訴初階，組織整理醫療事故的客觀事實往往無從入手，也沒有政府機構能向家屬提供實質支援。相反，被投訴的醫生可以在醫務委員會開議會之前，利用自己的資源人脈索取其他專家的意見及整理相關的法律理據。在醫務委員會的審訊過程中，求助者處於一個資訊、法律及專業知識不對等的狀況。

另一個更加繁複的機制是通過民事索償。絕大部分香港私家醫生都會購買專業責任保險。一旦遇到醫療投訴，就會交由保險公司作出專業跟進。公立醫院的醫生亦有醫管局處理相關的法律程序。至於申訴人，往往面對至親離世的悲痛，在短時間內根本難以掌握和消化醫療事故疏忽的客觀科學理據。

再者，在專業責任的案例當中，有一個「博林測試」，即被告只需要有一位或以上的同行認同其處理方法，在法庭上將有極大勝算。近年有新的案例對這個博林測試提出挑戰，尤其涉及病人知情權方面，不少普通法制國家因為新案例而修改當地相關法例，要求醫護人員必須完成足夠的風險披露。在風險披露方面，香港的醫院明顯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很多時在手術前，病人或家屬都沒有充足的時間與主診醫生溝通。

合資格的人士雖可申請法援進行醫療索償，但在法援的批核上，需要先經過案情的審查。在獲得法援的支持前，普通家庭也難以搜集足夠的專家證人支持開啟有關索償。香港作為先進文明的社會，在病人權益的發展上，始終十年如一日，坊間提供支援的機構資源有限，政府也沒有對病人權益有制度化的檢討。

今次案件的情況相對複雜，有意見認為被拘捕醫生的意願只是充當吹哨者，提出對同行的質疑。情況就如發現企業內部出現不當行為的職員，下載相關資料給執法部門跟進，這種情況甚少將吹哨者視為不誠實使用電腦。當然，涉事醫生的動機如何，當中有甚麼違法地方，仍有待執法機構調查。但事件再次喚起大眾關注病人面對醫療事故的無奈。

在香港現有制度下，病人和家屬應在進行任何手術前多諮詢不同的醫療意見，並盡力搜集資訊，及向主診醫生提出批判的問題，而不應盲目相信單方面的醫療權威意見，這才是對自己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