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多層建築最密集的城市之一，香港擁有超過1.2萬棟高層住宅樓宇，其中樓齡超過30年的佔比達65%。這種「高密度、高樓齡」的城市形態，使其面臨的舊樓老化問題具有獨特的環球研究價值——不僅是東亞城市的典型樣本，更為全球其他高密度都市提供了前瞻性參考價值，及作出超前部署。
高層樓宇業權高度分散(單棟大廈業主可達數十以至數百份獨立業權)、且大部分分布在市區。加上銀行按揭對樓齡的嚴格限制(60年樓齡或以上，已極難獲得一般物業的7成貸款額度)，形成了「老化—貶值—融資困難—難以重建」的循環。一些大型屋苑如美孚新邨、黃埔花園及太古城，也漸漸步入「中年」，會否如佐敦「八文樓」、西灣河太安樓般，值得跟進觀察。
面對建於1960-1980年代的多層組屋老化，新加坡政府通過「選擇性整體重建計劃」(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 簡稱SERS)，由政府主導收購舊樓產權，統一拆建後讓原居民以優惠價購買新房。該模式解決了業權分散問題，但其前提是政府持有土地所有權，與香港的私有產權體制具有一定差異。
香港的案例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核心命題：當高密度城市進入「樓宇老化周期」，房地產市場與金融系統的連動風險將會增加。銀行按揭政策對樓齡的敏感度高，是緣於商品折舊概念，加上因為業權分散令土地價值不能充分彰顯，而且土地發展投資期長，風險高、利息支出大，在商言商，資金投放在這類計劃並不上算。香港的業權分散困境也為研究「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絕佳樣本——如何在尊重私有產權體制下、協調數以百甚至千計的業主達成重建共識，其解決方案可能成為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