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放蛇」
近日警方「放蛇」，檢控小巴上未扣安全帶的乘客。新聞一出，隨即引發市民疑慮：「咦，捉唔扣安全帶，也用上便衣放蛇。這種放蛇行動未來會否擴展至巴士？」
市民的疑問，實則觸及一個核心問題：在何種情況下，執法人員(包括食環、警察等其他紀律部隊)可用便裝「放蛇」？我們須先釐清，便裝和臥底不同，臥底是為偵破如販毒、黑社會等嚴重有組織罪案而長期、深度地隱藏身份；而「放蛇」則多指執法人員在執行特定職務時採取的短期便裝行動。那麼在香港，何謂特定職務？
我嘗試對比其他城市的做法，不少國際城市對便衣執法有著更明確的原則。例如在英國，其警務學院(College of Policing)的指引強調，秘密監察手段必須與罪行嚴重性成「正比」，且僅在公開執法或其他方法不可行時才能使用。這確保了執法權力被審慎運用，主要針對較嚴重的刑事行為，而非輕微的行政違規，從而保障了執法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市民的普遍信任。
香港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法例，有刑事罰則的也有不少。選擇「放蛇」執法，其初衷或許是針對某些屢勸不聽、經常出現的違規行為，以收立竿見影之效。然而，作為行政及立法機關，我們是否應看深一層：當一項法規需要頻繁動用便衣才能執行時，我們首先該問的，或許不是如何更有效地捉人，而是為何市民有法不依？是因法例不符合社會實際情況，給市民帶來不便或罰則過苛，還是宣傳教育不足，未能建立守法意識？
「放蛇」執法當然有其震懾作用，但若缺乏一套被社會廣泛接受的清晰使用準則，社會中市民之間的信任和和諧便會有所影響。當我們用金錢鼓勵公屋住戶舉報富戶鄰居，當坐小巴要擔心車上有便衣，當過馬路怕會否有執勤躲在一角，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會變得緊張、猜忌。守法固然是公民責任，但如何推廣守法意識、如何執行法規，並非只有「放蛇」一途。
一個理想社會，是建立在互信與自覺之上。期待下一屆立法會的賢士，在審議法例時能超越條文的字面意義，更多從社會信任與和諧的角度出發，深思執法手段對整個社會結構的長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