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所論，繼續分析美元結構性走強。就歷史數據觀之，「美匯指數」從一九六零年代末一百二十點以上，下滑至十年後不足九十點，再於八零年代上半葉衝破一百六十點，紀錄至今未破。其後，自列根主政至今，「美匯指數」先後出現了兩高峰、兩低谷—分別是八十年代一百六十餘點、二千年一百二十點，以及九零年代八十多點、金融海嘯僅僅七十點。可見，從列根時代到眼前，無論從該指數最高到最低點、或者前後兩個高峰對比，還是兩個低谷相較，三個維度審視，都充分顯示遠在金融海嘯爆發前三十餘年間，美元越來越「廉價」的軌跡極其清晰。上述美元高峰，兩次都與一度高速增長的後進國家急墮經濟懸崖相關。
如一九八零年代的拉美債務問題，二千年前後的「亞—俄」金融危機，都造成資金避險潮而急推美元。新近發展之所以矚目，在於該指數自去年至今幾度突破百點，卻在歐亞、拉美經濟體步出危險期，銀行體系、證券市場、公私債務漸見平穩的情況下發生。
可以說，眼前美元恢復強勢，尚能維持多久，固然有待觀察；得以斷言者，此一情勢即便持續，也與史上資金避險、謀取美元高息，進而推高「美匯指數」的往績截然不同。對美投資回報成為海外資金的吸納因素(pull factors)，取代外圍金融風險的驅離因素(push factors)，引導國際資金流向美國後，由觀望轉為駐留。
既然列根當政時，美元自高處滑落，卻並未立即擺脫高息環境；可見，美國「匯率—利率」同步效應，確未如其他經濟體般緊密。按此邏輯反推，如今耶倫牛步加息，亦並不必然冷卻資金流美之勢。在全球化語景下，歐洲復甦步伐、中國股樓走勢、以及能源價格波幅，都與美匯連動。
美國長遠競爭力，尤其是消費力持續提升、製造業榮景預期，才是今後國際資金重新湧入該經濟體的主因。國際資金持續流入，與年輕家庭移民大軍進一步充實美國人力資源具聯動關係；「人力—資金—知識」三流合一，才是美國競逐產能革命的凌駕優勢。
伴隨年輕移民家庭流入，講求文化視野、專業知識、商務網絡的創科企業，能夠進一步充實美國新產能之餘，亦帶來強而有力的消費群體。持續擴充的智能型中間階層，讓「列根經濟學」強調的「涓滴效應」得以強化。長久以來，金字塔狀的收入分配轉向橄欖型，可以緩解日趨尖銳的「階級—種族」衝突。因此，美聯儲內「鷹派」維持百分之二通脹預期，反映具前瞻性的謹慎態度。而在審慎當中對美國經濟、美元長遠感樂觀，亦屬其來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