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日本作家都被六十年代「全共鬥」學運縈繞一生，像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頁首寫道「這本小說獻給我幾位死去的朋友，和幾位繼續活下去的朋友。」對象正是學運摯友。而另一位，就是三島由紀夫。
顛覆關係才能革命
三島於六十年代已是非常有名的小說家(無限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直至一名17歲少年暗殺政治家(暗殺淺沼稻次郎事件)後，三島進一步熱心政治，除了發布跟社會時局有關的文章，更自組輔助國家自衛隊的民間組織「盾之會」，就連人生目標也從諾貝爾文學獎轉移至關心國家前景。有學者指，三島抱有這份熱忱，跟他童年體弱多病而未能參軍不無關係。
《三島由紀夫：最後辯論》正是發生在全共鬥運動發展得最激烈的1969年，當年學生們高舉解放旗幟，認為「只有顛覆關係才能革命」，而三島則肯定天皇在日本人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產生「兩代人」思想上的嫌隙。一般認知(以至電影trailer)都告訴我們，當極左遇上極右只有慘淡甚至流血收場，但紀錄片中看見辯論雖然針鋒相對火花四濺，但全程卻在一片平和狀態下進行，三島不發言時面上總掛著笑容，學生們也因三島說出幽默睿智的玩笑時而起哄，時而發笑。
能達致如此高純度又衝擊思想的溝通，除了因為三島本來就帶著對學生的充分了解和關顧而進入校園外，作為學運核心的代表，也即是被標籤成暴力的學生，其實心底裡都尊敬著三島，即使雙方理念不同，但大家都抱著為國家未來而努力的共識，以「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心情來舉行這場辯論。
死並非生的對立面
更難能可貴是紀錄片找回當年有份參與辯論的學生訪問，令觀眾不止了解三島，也同時接觸到學生的理念。到底五十年後的他們如何看待年輕時參與學運的自己？如何解讀辯論親口說過的內容？如何評價當年學運的得失成敗？這些都令我們在觀看時更廣闊深入地思考整個歷史進程。
三島在辯論舉行一年後自決身亡。如果時間能夠逆轉，假若三島年少曾參軍，他對國家以至個人生命的看法又是否會出現顛覆性的改寫？借用《挪威的森林》的一句話作結：「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只要我們繼續閱讀，不放棄思考，每一個離開的都如遠若近。
想更了解三島從組織盾之會到自決的心路歷程，可觀看若松孝二遺作之一的《三島由紀夫自決之日》。
紀錄片訪問當年在場參與辯論的學運人士，他們所說的內容對香港人來說感受甚深。
參與辯論所有人都並非想透過武力壓倒對方，而是希望藉著溝通交流個人信仰與理念。
雙方未能得到共識，但都企圖明白對方，也讓對方明白自己。這種「企圖」放諸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最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