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投公司入北都須整全策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表明，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將會參與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投資。這個方向本來無可厚非，但至今我們仍未見到一份整全的投資策略，說清楚這些寶貴的公共資源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用什麼機制去衡量成敗，以及最終要達成怎樣的經濟與社會回報。只參考南韓政府幾十年來支持科技企業的經驗並不足夠，若只搬概念而欠執行框架，最終很可能藥石亂投。

陳司長的說法，目前仍停留在一種發展意志的宣示。他強調要推動創科、要建設北都、要為香港未來創造新增長點，這些都是願景式的陳述，而沒有觸及香港眼前最逼切的結構性問題——產業單一、土地供應錯配、年輕一代上升階梯狹窄，以及本地企業轉型困難。任何公共投資若不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很容易變成「為發展而發展」，公共資源投入之後，除了新增一堆硬件設施，社會整體未必感受到實質改善。

回看南韓經驗，上世紀六十年代朴正熙政權起步時，政府介入經濟的方式極之清晰。當時國家外匯短缺，根本問題是「如何快速賺取外匯以擺脫貧困」。於是政府提出「出口第一主義」，全面轉向出口導向工業化，把商業銀行國有化，掌握信貸分配權，向優先出口企業提供低息甚至實質負利率的政策貸款，並配以外匯優先配額和關稅豁免。但這些支援並非無條件，而是有極嚴格的績效捆綁：企業每月都要接受由政府主持的出口實績檢討，達標可繼續獲得優惠，不達標則被削減甚至取消資格。正是這套「解決問題為本」的策略，帶動了南韓由輕工業生產如紡織品和鞋類，逐步過渡到電子設備生產，為國家累積了關鍵的第一桶金。

當然，這種模式也孕育了三星等財閥在各行各業高度參與的格局，從醫院、保險、教育、工業到地產無孔不入，社會付出了一定代價。然而，三星在八十年代決心投入晶片生產，創辦人發表「東京宣言」，認定南韓缺乏天然資源，晶片生產講求技術和資金，反而具有發展潛力，但過程絕非一帆風順。集團曾多次承受巨額虧損，幾乎要靠其他大部份業務的利潤長期「輸血」來支撐晶片板塊，堅持多年才取得今天的全球市場份額。南韓政府其後的配套，亦由單純信貸補貼演化為稅額抵免、基礎設施分擔、監管條件鬆綁以及區域均衡發展掛鈎等系統性設計。企業每獲得一項便利，都必須以地方投資、產能擴張或技術指標作為實質回報，機制環環相扣。

香港今天的情況與南韓在大半個世紀前的起步點截然不同，難以直接複製。港投公司北都投資的討論，至今仍未交代清楚我們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是土地開發速度太慢？是創科生態缺乏龍頭企業帶動？是本地中小企轉型無門？還是純粹想把北都「搞旺」？沒有清晰的問題界定，就難以設定可量化的績效指標；沒有績效指標，公眾便無法監察這些投資的成效，也無法判斷究竟是幫了企業渡過難關，還是把公帑押注在風險不明的項目上。公共資源一旦錯配，不但發展不成，還會削弱社會對政府理財的信心。香港需要的不是另一個願景口號，而是一套以問題為導向、有條件、有回報機制、有公眾監督可能的整全投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