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6月底至7月中旬，警方國安處先後對獵人書店、留下書舍，以及我以前常常光顧、有50年歷史的田園書屋等多間獨立書店，以涉嫌干犯「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搜查、拘捕店員，並沒收大量禁書。
7月16日，保安局長鄧炳強指法例清楚說明煽動意圖，「你犯咗法就係僭越紅線」，他指書商有責任確保書籍不會危害國家安全。「你係賣食物嘅，你都確保唔會係毒藥。」
記者兩度問他，曾否考慮設禁書名冊，他的回覆是法例針對書籍內容，而非書名，如果只列出書名的話，「好多人將一啲犯法，又或者有啲危害國家安全意圖嘅書改個書名。喔，你唔係黑名單喎，你拉我就唔得喎。」
對此，7月30日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臉書質疑：「不公布所謂禁書名單和禁止的理據就是濫權、是破壞法治精神的行為」，非文明社會應有做法。
我作為出版界的老海鮮，在1991年至2018年均出版過書報，對此應該比絕大部分的人擁有更多相關的法律知識和發言權。當然，在這段時期並沒有《國安法》，但也有其他相關的限制書報言論的法律，分別是管刑事責任的《印刷商及出版商條例》，包括了非法刊物、煽動、淫褻等刑事罪行，以及管民事的《誹謗條例》，這些都是港英政府流傳下來的法律，也是國際通行的準則。
無論是刑事抑或是民事，法律容許同時起訴撰文者、編輯、報刊東主，這些主要發布者。
重點來了，印刷商、發行商、報販/報攤，或者是書店，也可被控，但他們是「次要發布者」，可以用「無辜傳播」（innocent dissemination）來作抗辯，條件是：一)事前不知情：不知道、亦無合理理由懷疑刊物載有誹謗內容；二)無過失，即自身沒有疏忽，例如報販零售大量報紙，無責任逐頁審查；印刷商按定稿印刷，無編輯審稿權；三)收到投訴後即時停止分發、回收、下架，採取合理補救行動。
不過，往往都是告咗先算，報販因此被告者，也不知凡幾，只是以前不是涉及《國安法》，無人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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