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設醫療指示》立法，標誌著本港晚期照顧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賦予病人更清晰的法律框架去自主選擇臨終階段的醫療安排。然而，法例通過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驗，在於如何從紙上條文落實到每一個病床邊、每一個家庭的真實對話之中。
首當其衝的是認知層面的鴻溝。雖然立法提升了社會關注，但病人與家屬對「預設醫療指示」的理解仍然參差。不少人在突如其來的疾病衝擊下，處於情緒高壓狀態，難以冷靜地討論死亡選項。常見的誤解包括：「簽咗就等於放棄治療」、「醫生唔會再理我」。這些迷思若未釐清，反而會加重決策焦慮，甚至引發家庭衝突。
其次，醫護團隊亦需時間適應新流程。前線醫生、護士及社工人員必須清楚釐清法律責任與臨床判斷之間的界線，在甚麼情況下啟動指示、如何記錄病人意願、如何避免法律風險，這些都需要具體的操作指引及持續培訓。醫療機構內部須建立跨專業協作機制，確保指示能被準確理解和執行。
更關鍵的是，如何讓病人真正明白簽署指示的核心價值：不是放棄治療，而是選擇一條更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晚期照顧之路。這需要一種以人為本的溝通方式，而非單純交表格、簽文件。
改變，從來需要時間與行動並行。曾經有一位家屬向我表示，不贊成母親簽署預設醫療指示，因為母親說：「簽咗呢份文件就唔使救佢啦，咁咪即係乜嘢都唔做？！」在工作坊細心解說後，家屬終於明白：預設醫療指示只有在病人陷入不可逆轉的情況(例如末期疾病或永久植物人狀態)，並符合法例訂明的特定條件下，醫生才會執行。即使在臨終階段，醫護團隊仍會積極控制痛楚與不適，保持病人的尊嚴與舒適，依據病人指示不施行不必要的延長壽命，又無助改變現狀的治療；反而應促進有意義的陪伴。最終，女兒願意尊重母親的選擇。
透過「毋忘愛」的社區工作，我們持續化解實務與溝通上的困難，為社福機構、醫護人員及義工團隊在不同場景提供合適的對話方式：有時是一次家訪，有時是一通電話，有時是在病床邊靜靜地聆聽。推動社區理解預設醫療指示，不能單靠一份表格或一場講座，而需要深耕細作，從教育、培訓到情感支援環環相扣，逐步建立社區的死亡素養(death literacy)，讓晚期照顧真正回歸人的意願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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