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都大學城不在硬件企業學術合作是關鍵

特區高官到訪韓國，考察當地大學城的規劃與營運，為北部都會區的大學城建設取經。但北都大學城的成敗，關鍵從來不在硬件。香港的大學設施本來已屬亞洲頂尖，未來要突破的，是如何從資金配置、機構聯繫和人才互通三個層次，建立大學與市場機制接軌的軟件。這才是值得社會深入探討的方向。

最新的大學排名顯示，香港多所資助大學繼續在亞洲名列前茅，個別院校的國際排名甚至超越東京大學或首爾大學。這種成績背後有豐厚硬件支撐，先進的實驗室、完善的校園配套，以至豐裕的財政儲備，都是事實。然而，硬件上的領先並未自動轉化為創新科技的產業動力。大學研究成果長期與本地市場脫節，專利註冊數量不算少，真正能變成商品、創造新產業的卻寥寥可數。要推動下一個階段的創新科技發展，學術界與市場之間必須建立一種更為有機的深度連結，這正是建構軟件的基礎，也是北都大學城不可迴避的挑戰。

日本頂尖大學在個別國際排名上未必及得上香港，但沒有人會因此質疑日本大學對國家經濟的貢獻。關鍵在於日本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產學連攜」生態，從三個層次把大學和企業牢牢扣在一起。首先是資金配置，企業直接向大學投入共同研究和委託研究的經費，金額每年超過一千億日圓，政府再透過配對資金和策略性創新計劃加以槓桿，確保研究資源不完全依賴公帑，而是與市場需求掛鈎。其次是機構聯繫，日本大學普遍設立產學連攜中心、技術轉移機構(TLO)，甚至讓企業在校園內設立聯合實驗室，形成「組織對組織」的長期合作框架，不再停留於個別教授與企業的單次項目。第三是人才互通，透過跨職任命制度，研究人員可以同時受聘於大學與企業，企業工程師長期進駐大學實驗室，大學師生亦能深入接觸產業前線。正是這種資金、機構和人才的深度交織，令日本的大學長期為商業創新輸血，支撐起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這條路證明，學術排名高低與產業創新能力之間，不是簡單的等號。

反觀香港，大學撥款體制仍然沿用一套源自英國殖民時期的模式。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集撥款建議權與監察權於一身，表面上是政府與大學之間的緩衝，實際上卻衍生出不少積弊。這個機制在英聯邦國家早已被陸續淘汰，英國本身在八九十年代已經轉向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及其他改革，目前僅餘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少數國家繼續使用類似模式。這種以行政主導、與市場需求脫節的舊有框架，根本無法催生大學與企業之間的有機合作。

要讓北都大學城不至淪為另一場基建展示，軟件改革才是討論重心。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重新設計研究撥款的遊戲規則。政府可以考慮要求大學在申請特定研究資助時，必須從市場引入配對資金，例如大學從企業或創投基金籌集三分之二的研究經費，政府公帑才配對餘下的三分之一。這個做法的好處是每一筆公帑的使用，背後都有市場機制作為認證，確保研究項目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具備實際應用和商業化的潛力。大學為了取得這筆配對，自然要積極走出去，與企業共同設定研究課題、共用實驗室設備、互派研究人員。這才是在資金配置、機構聯繫和人才互通上，逐步建立一套可持續的產學合作軟件。

官員親赴韓國考察，看到的應該不止是建築與園區規劃，更是軟件層次上的制度設計。北都大學城的成敗，從來不在硬件，而在我們有多大決心，重新搭建一套讓知識與市場共舞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