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制之間的界線——從5宗終審庭判決看董建華的8年 (資料圖片)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逝世，享年89歲。說起董建華，人們多談亞洲金融風暴、八萬五、沙士與50萬人上街。筆者選擇5宗終審法院判決，看看他的8年特首任期，把「一國兩制」從憲法條文，變成了必須當場回答的命題。
1999年的「吳嘉玲案」是起點。終審庭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權，並在判詞中稱香港法院有權審查全國人大的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內地法律學者隨即批評此說凌駕人大，最後終審庭史無前例地作出「澄清」。特區政府以167萬人可能湧港為由提請釋法，6月人大常委會首次釋法，推翻判決。
同年12月的「劉港榕案」，終審庭確認釋法權「全面而不受限制」、具追溯力並約束香港所有法院。回歸兩年半，終審權的邊界得以劃下。
第3宗是同月的「吳恭劭國旗案」。終審庭推翻上訴庭，維持侮辱國旗、區旗的刑事罪行，認為那是對表達自由的合理限制。在釋法餘溫未散之際，這是自由與國家象徵之間的第一次公開權衡。
2001年的「莊豐源案」卻走向另一邊。終審庭認為人大釋法中有關第二十二條的段落只屬「意見」，堅持以普通法方法解釋條文，裁定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兒童即使父母皆非居民，也享有居港權。中央不滿，卻沒有再釋法。10年後，「雙非」嬰兒與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成了社會磨擦的導火線之一。
2002年的「吳小彤案」，則為居港權爭議劃上句號。逾5,000名爭取者中，終院只讓極少數以「合理期望」留下，其餘須返回內地。絕食、示威與入境大樓縱火案的陰影，至今仍是那一代人的記憶。
上述5宗案件留下的東西，一直沒有離開香港。釋法由非常手段變成可用的工具，此後一再出現；法院與人大常委會的權限如何劃分，成為之後每一場憲制爭論的起點；而「莊豐源案」的後果，更把抽象的法律問題變成日常的民生張力。
把這些全記在董建華名下並不公道。他接手的是一部從未運作過的憲法，沒有先例可循，兩邊都在摸索底線。但也正是在他任內，香港第一次發現：「兩制」之間的界線，不會自己劃好；而每一次由誰去劃、怎樣去劃，都會在往後的歲月裡繼續影響社會。
李啟枝 Kai Li
新民黨青年委員會副主席(傳訊)，香港執業律師，常閱讀法律及歷史書籍，不時與朋友們討論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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