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抬頭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導因素
昨文指出，靠經濟補貼去鼓勵生育不可靠；原因是因生育而導致的經濟代價實在太大，動輒數以百萬計，沒有一個政府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去為付出了生育代價的家庭作足夠的補償。此之所以，大部分循這個方向去應對生育率下降的地區，大都成效不彰。
世界各地的政府，之所以大都採用財政補貼方式去應對生育率下降，是因為受到經濟學家Gary Becker那套成本與功用的理論影響，以為生育的功用抵銷不了生育的成本，所以理性的人在有得選擇時，就會選擇少生或不生。
其實，生育在一開始就不是個人的選擇。於個人而言，無論是今天，還是在經濟相對落後的時候，生育的代價都遠大過功用。於女性而言，尤其如是。
在落後地區，嬰兒的夭折率高，辛辛苦苦懷孕一輪，隨時可能得個吉；如果遇着難產，女性可能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此外，懷孕期間，無可避免會影響捕獵與採集，甚至還會增加自己被猛獸捕食的風險。可見那個年代生育要付出的代價遠比今天大。然而，在那個年代，人類並沒有生育不足的問題。Gary Becker所說的那套只是片面之詞。
經濟學家的問題是以為甚麼都有得選擇；可是，生育卻是不由自主的。德國哲學家稱此為種族意志，是祖先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是逃避不了的。我母親有先天性心臟病，醫生叫她切勿懷孕；但她仍堅持要生孩子，因為她視此為女性的使命。人家娶媳婦就是要繼承香燈，女性不能不負責任。結果，她一共生了4個。
其實，世上大部分的宗教，都認為生育是上帝的恩賜，上帝的旨意不可隨便違背，所以既不贊成避孕，亦不贊成墮胎；能夠懷孕應該感恩，個人在這方面並沒有選擇權。在人類逾一百萬年的歷史中，人都沒有在生育問題上談甚麼個人的選擇自由。直到出現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後，個人的選擇自由才被提升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自由經濟的主倡者認為，個人有選擇自由，市場才能汰弱留強，合約才能在互利的前提下簽署。因此，有自由選擇，市場機制才能發揮作用。然而，當這項原則被用在生育上時，就會衍生很多後遺症。
美國最高法院年前曾作出判決，女性在墮胎問題上並沒有絕對的選擇權；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有時需要把不法的墮胎，視作為一種刑事罪行。
從原教旨主義者的角度來看，何止墮胎是犯罪，同性戀與避孕亦不利生育，就算不視作犯法，亦應視作不道德。這種論調當然很難在今天的社會備受認同；但隨著人類的生育率進一步下降，人類斷子絕孫的風險就會愈來愈高。屆時，個人在生育上的選擇自由就可能進一步被社會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