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化中心啟用三十周年，屈指一算，大會堂還差三年也快到六十年了，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表演場地，在這幾十年來香港的表演藝術氛圍是越來越濃厚，種類及形式亦百花齊放。所有表演的檔期起碼早大半至一年前已開始製作安排，除非不幸遇上八號颱風或黑雨侵襲需要取消，基本上絕少曾因社會安全問題而影響演出的進行。可是，近半年的社會運動，由和平有序的集會遊行，以至現在每天警方殺傷力武器大展示般各式彈藥橫飛街頭，故許多藝術表演皆考慮到觀眾、表演者及舞台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而將演出取消。再加上抗爭的三罷呼籲，演藝學院35周年誌慶中所有參與演出的學生及職業演員已亦已宣布罷演。
在香港大多數的表演藝術工作者都是freelance自由身，在生活保障方面就是手停口停。在這差不多等同戰爭災難的情況下，我們對年輕人可以作甚麼專業上的支援呢？這半年以來，常有人用二戰納粹來比喻香港的情況。二戰時被佔領的法國是由支持納粹德國的維希傀儡政權所掌管，這政權最重要的音樂資產居然是一位政治立場上極具爭議的法國殿堂鋼琴家及教育家柯爾托(Cortot，圖)，亦是唯一在維希政府裏擔任正式職務的藝術家。
1942年他被任命為音樂專家委員會主席，領導一個由泛政治立場的重量級音樂家顧問團，大力支持以引導年輕人進入古典音樂為宗旨的「法國音樂青年」計劃，一個年度已招收達5萬名學生加入這音樂培育計劃。在佔領期間，柯爾托更擔當文化大使角色，與柏林愛樂樂團演出，同時作巡迴獨奏演出，在兩國文化上打破隔膜。
當然在法國解放後，他一度被驅逐出境並被禁演一年。對於他在擁護維希政府這動機曾有爭議，但他作為鋼琴家兼蕭邦和舒曼這兩位作曲家最偉大的詮釋者，仍然在整遍歐洲大陸獲得音樂成就上的承認。柯爾托在維希政權下對年輕音樂人作出的扶持，在香港他不就猶如派應急錢及物資的李超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