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驗室是陌生的概念，但與科學實驗室一樣，同是創新的過程，是在充滿不確定情況下尋找突破點，發現解決問題的線索。若醫療的實驗室是為了研究症狀或病毒的治療方法，社會實驗室也是在複雜的問題中抽絲剝繭，尋找「治愈社會的藥方」。醫學研究人員常與細菌為伍，但社會實驗室研究員卻最需要與人溝通，從人的故事中得悉他們如何過生活，需要怎樣的支援。
荷蘭智庫「智識平台」(Kennisland)就用了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 的概念，從下而上，推動政策創新。他們得到地方政府的資源，把辦公室搬到社區，借用位置適中的咖啡室一隅，設定要解決的問題，就這樣開始工作。如此落區看似沒甚麼特別，但原來團隊是個跨界組合，有官員、研究員和志願組織。實驗室為期數周，期間官員暫放棄舒適辦公桌，每天留在區內訪問政策的用家，聽他們的故事，理解不同政策對他們的影響。他們發現，不少長者最重視的是獨立、自主、私隱和尊嚴，寧願照顧自己也不願麻煩別人，但期待有人陪伴每月看醫生一次。有時長者也搞不清楚政府能提供怎樣的協助，若服務和選擇太多太亂，會適得其反。團隊每天四出家訪和街訪，傍晚就在大本營把筆記變成文章、隱去被訪者姓名放上網。兩周多後，社會實驗室來個中期總結，從近百個有血有肉的人性化談話中找到了政策該如何細緻變更的方法。
政策的創新需要實驗精神，嘗試不同方法，不怕失敗，才能真正以人為本。香港的決策者不像社會研究員，制訂政策前基本都有諮詢了，但只局限於聆聽代議士和團體的發言。例如面對「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這個讓錢跟人走的計劃，意念是好的，長者可按需要作出選擇，但被批評為「唔湯唔水」，官員感到氣餒，但若決策過程有所創新和實驗，結果會否不一樣？
8月中旬，兩名來自這個荷蘭智庫的研究員將來港一周，與民間團體一起策劃短期的社會實驗室，讓市民也參與改變政策的過程。當決策是跨界的實驗和創新，也許更容易找到治愈社會問題的新藥方？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email protected]/周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