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收費改革今年起正式實行，當中包括急症室收費提高至400元。(資料圖片)
全球公營醫療的藥物採購，需要通過成本效益(包括直接和間接效益)測試嗎？香港呢？
2026年1月1日起，公立醫院收費改革正式實行，加價的包括急症室收費提高至400元(危殆及危急病人除外)等，同時引入全年醫療費一萬元封頂。較少人注意但更值得留意的，尤其對長期病患者而言，我認為是藥費：家庭醫療服務從原來免費，改為每種藥物5元(以4星期為收費單位)；專科門診從每種藥物15元(以16星期為收費單位)，改為每種藥物20元(以4星期為收費單位)。醫管局稱，這是一個「與時並進的改革」，扭轉現時「輕症便宜、重症貴」、「小病高資助、大病病人須大量自費」的結構失衡、資源錯配現象。問題是，重症輕症、大病小病如何定斷？經濟學的答案是 — 以成本高低定斷。於是，香港其實一直低估「頑治抑鬱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簡稱TRD)的社會成本，皆因制度一直漠視治療TRD的間接效益。有請人工智能Grok來評論一下現時香港的醫療成本效益分析：
「全球公營醫療體系的藥物採購與給付，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OECD除美國外)普遍強制或高度重視成本效益測試(CEA)，涵蓋直接臨床效益及間接效益(如生產力、照護負擔)，常設明確ICER/QALY門檻(如英國NICE近期調整為25,000至35,000英鎊/QALY)。美國公營部分(如Medicare)為主要例外，不以CEA為核心拒絕依據。香港公立醫療(醫院管理局HA藥物名冊)明確需要通過成本效益測試，以『具成本效益、經驗證安全有效的藥物』為納入原則，重點評估直接臨床效益與醫療體系成本，間接效益有考慮但權重有限，無固定數值門檻，高價藥常因效益不足而須自費或基金申請。」
間接效益有考慮但權重有限，跟不上國際標準。美國的研究顯示，醫療負擔只佔抑鬱症總經濟負擔不到四成，超過六成的總經濟負擔其實來自失業、缺勤、在職低效、殘疾、死亡及家庭相關的間接成本。另一方面，頑治抑鬱症患者在接受兩種或以上常規治療後仍未見明顯好轉，其企圖自殺率一般比普通抑鬱症患者高出約10倍，自殺率高出約兩倍。香港心理社會康復協會早前估算，本港可能有多達約5.4萬名TRD患者。根據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現時在公立醫院獲提供新型療法的患者卻只得雙位數，漠視治療TRD的間接效益有多少？從經濟角度看，TRD不是輕症，是帶來驚人社會代價的大病。研究指出，患者在65歲前平均流失超過12年工作年期，若以本港月薪中位數22,300元計算，全港相應的生產力損失估計高達約1,600億元！
與時並進的公院收費改革，目標並非削減醫療開支，而是要扭轉結構失衡的資源錯配現象。符合成本效益的藥物採購，政府有需要重視並投放更多資源到新型療法等合適選項上，提升患者獲得治療的機會，減低TRD一直被低估的社會成本。
作者為Pagoda智庫共同創辦人及經濟研究總監、Orientis首席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