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質疑問卷調查原因之一，是民意可被舞弄。(資料圖片)
土地供應大辯論進入第二階段，目的是收集民意。甚麼民意呢？
你信不信問米？我認識的經濟學者朋友當中，沒有一個認真地認為問卷調查可以準確反映民意，一個也沒有。從政府到政客，香港從政的人卻鍾情問卷調查。經濟學者先天性不重視問卷調查，皆因我們感興趣的是消費投資等市場上的經濟行為，而不是問米婆那些無從稽考的鬼話。Talk is cheap、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填寫問卷時言行不一的成本太低了。為甚麼香港從政的人偏偏鍾情這種玩意呢？經濟學者質疑問卷調查的另一原因，是我們從「阿羅定律」(Arrow Impossibility Theorem)的邏輯，明白社會沒可能永遠一致地把所有民意合理整合而作出非一言堂的選擇，於是設計問卷調查的人容易舞弄民意。正正是由於民意可被問卷舞弄，想自圓其說的政客總有辦法透過問卷調查去鬼話連篇。
政策研究，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要認真去做成本效益分析(Cost-and-Benefit Analysis)。不要聽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胡說甚麼成本效益分析源於功利主義，分析時還要假設知道所有數據。任何有實證研究經驗的人都知道，我們永遠沒有可能掌握所有數據。要等集齊所有數據才去做研究，等死快過。
另方面，正如人未死使鬼去問米，假如我們知道所有數據，根本亦沒有需要再進行任何分析，因為數據本身已顯示所有可能性。懂經濟學的人有共識， GDP的分析及應用不是源於甚麼功利主義。如果你同意GDP這概念對了解一個經濟體有其用處的話，你便應該同時接受成本效益是個有用的概念。一元就是一元，一元GDP加一元GDP就是兩元GDP，一元成本效益加一元成本效益就是兩元成本效益。我不是說一個經濟體的唯一目標就是追求最高GDP，因此我也不是說一個政府的唯一政策目標就是追求最高成本效益。然而，相比問卷或問米，成本效益分析的好處是我們運用一套大家明白的標準去量度及比較不同政策的整體經濟表現，同時亦大大減少數字被舞弄的空間。
香港政府不知道，連香港的所謂學者也不知道，自列根政府起，美國政府規定所有監管機構(一些獨立代理除外)在推行任何新政前都必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外行人又是知少少扮代表，以為環保難有客觀價值，又或以為人命之價可從人壽保險數據推算。現實是，美國的環保局正是有效地應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經典例子，而跟不少環保政策息息相關的「統計生命價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從來不是以人壽保險數據來估計，而是透過市場上不同風險的工種選擇等行為來推算。政客愛問卷，傳媒愛問米，土地供應大辯論的反智就是多得這些一人一句好誠實卻又好無知的輿論在不停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