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市民都會趁假日到戶外鬆一鬆。
近月，各郊野公園和行山路線都出現大量人潮；更曾因有銀行員工借Work from Home的空檔聯袂上山，因而被譏為「行山銀行」。事實上，不少傳媒報道皆集中於這些突然暴增的行山人士的公德心問題，如何對大自然造成各種生態災難、以至人群在郊外大規模聚集引致的疫症傳播風險，然而卻沒多少人注意到，這班湧往郊外的香港市民，實際上在疫情之下，心理狀況亦已瀕臨極限。
身邊有不少朋友都羨慕那些在疫情下毋須強制性上班，而可以選擇在家Home Office的人；也有人說停課下學生不用上課必然最開心。的確在繁重的俗務中偷閒幾天的確是人生一樂，然而長期鬱悶在家卻是另一回事。首先最直接的影響是健康問題──已有不少長期在家工作，尤其是教學界同工已不約而同反映，他們的體重已暴增至「歷史高位」。之前任天堂標榜能於家中也能進行健身運動的遊戲軟體《Ring Fit》，在香港被炒至原售價兩倍以上，連帶相關的遊戲主機Switch價錢亦高踞不下，就是港人面對未能出外做運動而感到苦惱的佐證。
香港貴為全球居住成本最高的地區之一，不止基層，甚至連收入尚可的中下階層其實都是居住在一個擠迫、環境惡劣的小單位或小房間之中。不少年輕人喜愛流連於咖啡廳，除了是要享受那「文青」氣息外，也是為了獲得一個比劏房寬敞的透氣空間。極端一點說，不少年輕人寧願在公司作自願加班(雖然大多所謂加班時間都是在處理私人事務)，因為至少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能給予他家裡沒有的寧靜，減少了和家人爭執的機會。
將日常生活與睡覺機能分開，早已成為了大多數香港人的常識：就連中產才能負擔得起、呎價過萬的「偽豪宅」，為了彌補那實用面積小得可憐的單位所帶來的壓逼感，君不見地產商總會把大堂會所建造得美輪美奐，以鼓勵住客多加使用這些設施，以盡量縮短逗留在「蝸居」的時間？
然而武漢肺炎(編按：即新冠肺炎)的爆發卻打破了這種詭異的均衡。因懼怕疾病傳播而被迫逗留家中，使得原先透過「各自各精彩」、以不同外出活動時間錯開狹小單位使用權的家庭成員又再擠在一起，「相見好、同住難」的問題逐步浮現。我認識的年輕人表示，他們這個多兩個月來和家人的衝突明顯增加，最後只得等待黃昏晚上比較少人的時候，往樓下公園等空曠地方「乘涼」以減低磨擦機會。可不要以為獨居者就沒有問題。除了長期屈就於狹小的劏房同樣令人鬱悶，人類本來就屬於群居動物，即使再先進的通訊系統和社交平台也取代不了親身接觸。若朋友、親人全都只能於電話或電腦螢幕中出現，對很多人來說，最終只會令他們更感孤獨。
長期作戰或致社會隱患爆發
歸根究底，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醫學界，都只將焦點放在如何禁止疫病傳播，而忽略了在疫情籠罩下，為全港市民帶來的心理隱患。當然有人會說，在如此緊急狀況下，一切自然是以防疫為先，其他的都應擺在後面；然而心理健康的相關資源很多都不會與前者重疊，這純粹是政策上的忽略多於資源分配的問題。再者，若疫情可以在極短期內解決，那之前受到的壓抑，自然因很快可以宣洩出來而毋須理會；但一旦疫病演變成長期戰，心理隱患就可能一轉而成社會隱患爆發。當然最重要的是，防疫除了依賴政府的強制措施外，更需要市民的自律；假若為了阻絕傳播而令隔離的方式脫離人性的話，那最終必然會令愈來愈多人冒險打破禁令。
當然，如何能讓市民甘心服從各種隔離守則之餘，又能長期抑壓下保持心理健康，最需要的是施政者的能力和彈性，而偏偏這兩項都是目前特區政府最缺乏的。其實林鄭班子目前立刻應該要做的，是集合心理學家、治療師與輔導員成立諮詢團隊，設立輔導熱線、編寫網上心理健康，以至在狹窄空間下作舒展運動的教材，好讓那些「變相被軟禁者」有一個求援渠道、並學習如何處理自己在長期幽閉下產生的負面效應。至於就人群密集的地區發布警告資訊、以智能交通系統有效疏導繁忙時間人群，則本應是荒廢多時的創科局該負上的責任。
我當然明白梁卓偉要求夜市全部停業以避免爆發、以及何栢良建議政府考慮戒嚴的苦心；但這只能算是單純出於醫學角度出發，而未能同時考慮實際執行上一般民眾的承受能力。我們並不需要仿效Boris Johnson提倡的群體免疫策略(Herd immunity)，任由所有市民感染病毒，然而當了解到武漢肺炎有可能長期依附於香港甚至全世界，就不得不考慮在瘟疫蔓延下如何與其共存。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