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蘋果日報》的黎智英被警方拘捕，及後獲保釋；惹來各方的關注。有人形容黎氏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路上，甘願犧牲自我，有殉道者的精神。當然，「殉道」一詞多少帶著為信仰犧牲個人的生命，如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殉道者便起自第一世紀的信仰受羅馬逼害時期。但現在因著為民主自由而犧牲，這詞也就推而廣之而應用在這個層面上，也就是有不自由，毋寧死的心志了。
事實上，自從港版國安法成立以來，不少爭取民主自由人士都戰驚恐懼，生怕被香港警方以此法來把他們拘補，更甚者把他們交中國審訊施刑。因此，不論是走了去英國的香港眾志的羅冠聰，抑或是曾發表過「香港2020福音宣言」的基督教某些教牧，還有不少到了台灣或不同地區的青年民運份子，都因著顧慮在香港受政治逼害而遠走他方。
台灣在白色恐怖年代，不少民主抗爭者受著牢獄之若，雖未必至於殉道，卻也被打壓至身心俱疲。我曾到訪過台灣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亦即國家人權紀念館，其中便有把多年以來在台灣因爭取自由民主受牢獄之苦的長長名單，其中便有如李敖等人。這讓我想到台灣人權的獲得真的是有不少志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才有今天的自由民主的養份。
更特別者，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便有不少基督教牧師在對抗納粹政權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最出名者便有潘霍華牧師，他更是因後來參與刺殺希特拉不果而被判死刑，成為了真正的殉道者，也成為今日基督教人士思茲念茲的人物。當然，也有些如巴特或田立克等重要神學家離開了德國而傳布其神學思想而聞名於世，但他們也為對抗納粹德國發表了巴門宣言，以此明志。
今天，香港不少年青人都因為民主自由遭剝奪而心有不甘，甚至有攬炒的精神。但我認為要有殉道者的精神，這比攬炒更值得尊重，因為這是自我犧拜而並非攬著他人一齊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