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資藥廠禮來(Eli Lilly)結束香港直屬業務的消息，在上星期觸發醫藥界廣泛關注，跟政務官和議員交流起來，大家覺得有點想不通。但綜合獵頭公司、藥業界人員和前高層，大家其實對這個消息不感驚訝，也暗示主要源頭在於一些醫管局的總藥劑師，不了解跨國藥廠在地建設、投資及投入研發的重要性，也不熟悉業界運作，不清楚不同公司如何努力跟總部爭取留港。如果未來短時間內，就一些CPO和DAC做法再不轉變，相信只會有更多藥廠搬離香港，試問這樣又如何能夠全體業界支持香港發展生物科研中心呢？
近年來醫管局的成本評估小組，一直以「精準控管開支」為目標，希望在有限資源內提供服務。然而，這套以成本效益為核心的邏輯，往往對於新藥價格過於苛刻，令許多創新藥被視為「高成本選項」，難以順利進入醫管局名單中。這種操作不僅降低了跨國藥廠在港投資的意願，更削弱了香港在創新藥物研發中的競爭力，間接使得許多潛在的重要臨床研究無法落地。
對於公立醫院市場的挑戰，一些醫療界人士曾經提出建議，認為跨國藥廠或許需要調整策略，減少對公院市場的依賴。事實上，在當前體制下，當政策過分執著於成本管控，藥廠卻無法獲得合理回報，禮來的決定或許只是體現了一種理性的商業考量。然而，這無疑也反映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若連具備國際影響力的藥廠都無法堅持，總部也決定離開低增長市場，香港的醫療系統該如何吸引更多創新藥物進駐並保障患者的福祉？
DAC的審批標準，作為全港藥物引進的重要「把關者」，在制定政策時能否更靈活地兼顧成本與醫療價值，或許是值得討論的議題。現時過度嚴苛的成本模型，有助控制一定的財政壓力，但是像業界不時提出，是否可以探討設立穩定基金，並開始思考多層支付，同時關顧新藥物的長遠效益及對患者生活質素的潛在改善，從總體社會利益計算成本？前線醫護人員對突破性治療手段的需求持續增長，卻因行政障礙受阻。這種現狀令人深思，該如何在財政責任與生命價值之間取得平衡。
禮來事件絕不僅僅是商業決策的結果，更是為香港醫療和創科政策敲響的一記警鐘。我們是否能在面對成本壓力時，重新調整優先次序，為市民及醫護人員提供更多、更好的醫療選擇？這是一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