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把決策機制變得更一言堂便可以萬事大吉，這顯然是一種嚴重的錯判。由曾蔭權在2007年勝選連任特首開始，特區這種排除異己的傾向一直沒有收斂過，而且越來越全面深入每一個環節。曾蔭權當年高舉「親疏有別」這個旗號，刻意討好建制派，又在禮賓府搞BBQ邀請他們觀賞錦鯉，又把他們安插到更多不同的法定及諮詢組織之內，以為這樣便可以順利推行其政策。結果這位曾經是最受歡迎的殖民地前高官，不但在落任之後鋃鐺入獄，他參與了也講了多年的自願醫保計劃，已經一再把目標降低，但在其任內都未能落實。其他政策範疇局就更只是拖得就拖。
到了梁振英擔任特首，在政府體系及諮詢架構內安插了大量梁粉，但卻沒有令政府的施政等順利。他著意要在房屋政策上做出點成績，公道一點說，其政綱也確實有點突破，願意重新搞長遠房屋策略。他又願意在貧窮問題上擺脫政府多年的觀念局限，願意訂立貧窮線。但在諮詢渠道變得更閉塞，在面對不同意見的時候有總是政治掛帥，結果是他政綱內很多較創新的點子到頭來都只能草草收場。大家還記得他曾經說過「退休保障不能不搞」嗎？大家又記得他說過要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嗎？至於被描述其施政中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問題，他任內制定的那一個十年長遠房屋策略定下的建立目標，比董建華時代甚至殖民地時代都要低，這些年來還曾經一再要向下調整。
就算繼任的林鄭月娥也說會搞好房屋問題，但顯然仍然不會達到目標，在10年期滿之時將面對高達4萬個建屋單位的缺口。至於一度高高舉起的人口政策，似乎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口老化造成的相關問題突然間似乎都不再重要，但老人貧窮問題持續高企，相關服務的提供狀況持續惡化，醫療及衛生政策問題沒有因為最終於2019年推行了自願醫保而改善。而這些年來，各項政策的政策發展陷於停滯，融資制度嚴重落後於形勢，政策缺口持續擴大，政府的結構性財政問題也已經去了失控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