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規則修例釐清條文助法庭日後裁決

上周三（8月6日），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就《2025年監獄(修訂)規則》展開審議工作。我在會上提出多項問題，聚焦於條文中「監督」的定義，以及懲教署在申請禁令限制在囚人士接見法律代表時，應履行的程序和通知機制。這些問題攸關法例實施細節，是堵塞漏洞、防止制度被濫用、守護法治精神的關鍵。

明確「監督」定義，堵塞權力真空

我特別關注條文中「監督」的定義。現時條文的「監督」指懲教院所的最高負責人，但實際運作時，該職位可能由實任或署任人員擔任。若處理不當，這安排容易成為制度漏洞，在權責交接時產生「真空期」，導致重要決策無人承擔法律後果，甚至讓人有機可乘，鑽法例空子。

因此，我在會上要求政府當局作口頭澄清，明確界定「監督」是指該「職位」，無論由誰擔任，都必須承擔相同權責。此舉有助堵塞因人事安排產生的漏洞，確保每項決定都有人依法負責，防止日後出現爭議或被人利用來逃避監管。

禁令申請程序需透明，堵塞行政灰色地帶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懲教署監督向法庭申請禁令、限制在囚人士接見法律代表時的程序。現時特區政府認為，行政安排較有彈性，毋須在條文中詳列細節。但正因行政彈性大，若缺乏清晰規範，便容易產生漏洞，灰色地帶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因此，我在會上特別提出三大問題：當申請禁令時，懲教署是否有明確守則，確保必須及時通知在囚人士？在囚人士能否獲協助尋求其他法律代表以作抗辯？有關人士是否清楚知道其原有法律代表已被禁止接見？

政府當局回應，無論申請中或已批出禁令，均須通知在囚人士並說明原因；如法律代表主動申請探訪，亦會被明確通知。這些安排有助堵塞因程序不明確而產生的制度漏洞，保障在囚人士的基本權利和程序公義。

堵塞漏洞、確保法庭日後能清晰理解立法原意，是立法與監管的首要原則。我會繼續在立法會監察法例落實情況，減少任何人利用灰色地帶逃避責任的機會，讓法治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