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香港：功能城市與自治規律

2022年7月1日，新選制下的香港特區政府宣誓就職，香港進入「一國兩制」新階段，「愛國者治港」成為香港管治的元標準。2022年9月26日，香港特區政府決定實施「0+3」防疫政策，優先與海外通關。

這兩個事件似乎並不協調，前者凸顯國家本位與融合發展取向，後者顯示出香港的價值觀與利益重心仍在海外，嚴格而言是西方。這需要我們重新理解香港城市的特定功能與自治規律，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既不故步自封而思維僵化，也不過於自信而輕率改變。由於世界體系演變的緩慢節奏與鬥爭複雜性，香港的功能角色與自治內涵仍需透徹理解和尊重。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新香港，需要從民族復興與世界體系的重組互動中誕生。

功能城市的三重本質

香港曾經是英國女王皇冠上的明珠，與大英帝國的全球殖民體系密切相關，且屬於其中最耀眼的一顆。香港還嵌入了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成為提供金融基礎服務與全球經濟連接的關鍵節點。香港在英美系全球化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是「一國兩制」成為改革開放第一槓杆的歷史條件。因此，香港的首要功能是服務於現有的全球化體系，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和國際化服務，也為全球資本和全球治理體系服務。只有在此平衡條件下，香港才有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這就是習近平主席七一香港講話中關於「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的本質所在。「背靠祖國、連通世界」，這種全球樞紐和流動性是香港作為現代化城市的功能本質。概言之，全球連通性是香港作為功能城市的第一重層面。

既然全球連通性是香港的城市功能本質，一切關於香港治理的制度安排與執行都必須與之相適應。但這種連通性是有安全條件的，是一種符合國家整體利益的連通性，而不是簡單掛鈎西方體系的連通性。這就揭示出香港作為功能城市的第二重層面，即制度安全性。無論是香港的普選民主進程，還是與外國勢力及利益體系的關聯程度，都有一個底線原則，即不得危害國家安全與管治權安全。香港的非法佔中運動以體制外脅迫方法追求缺乏國家安全前提的「真普選」，最終遭到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於香港民主派缺乏國家安全的底線倫理，因而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性要求。八‧三一決定提供了具有妥協內涵的、兼顧國家安全的普選民主方案，是香港最接近普選的歷史機遇，同樣因為民主派的不妥協與政治智慧缺失而失之交臂。2019年修例風波及其選舉政治後果(區議會選舉)威脅到「一國兩制」底線安全與管治權安全。中央的應對策略是自上而下立法，引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以設定制度安全的硬門檻，同時確立「愛國者治港」作為根本原則以清理和重塑香港的政治文化生態。所謂「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乃是一個新穎的管治概念，就是指向香港的制度安全。

香港作為功能城市的第三重層面是高度自治性。高度自治是維持香港固有地位和優勢的基本制度方法：其一，這是一種保守主義方法，即鑑於香港回歸時的國際地位和價值，未經嚴格而審慎的論證與測試，不得輕易改變香港制度要素；其二，這是一種面向世界體系的開放主義方法，即香港維持固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可最大限度連通世界，並以這種連通性服務國家改革開放；其三，這是一種促進城市政治成熟的民主主義方法，即通過高度自治的授權與運作，促使香港成為一個理性的民主化城市，在基本治理秩序和價值觀上與西方協調，與國家溝通，香港民主也是國家政治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環節。

愛國者治港的限度

愛國者治港的本質功能是解決香港管治者的政治忠誠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追求賢能政治與良政善治。這一根本原則聚焦的功能項是制度安全性。在不忠誠條件下，香港的民主派會滑向本土分離主義深淵，會煽動和推進一種超出「一國兩制」制度安全範疇的完全自治運動甚至港獨運動，且與外部勢力勾結以持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與活動。這正是香港國安法嚴厲規制的焦點，但香港自治體系本身無法實現對這類危險行為的立法和規制，23條立法的結構性困境證明了這一點。

香港民主派的最大政治危機，不是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制度壓制，而是缺乏內在政治倫理和妥協藝術以轉型為「忠誠反對派」。同時，愛國建制派的政治忠誠可能也存在折扣，「兩面派」與利益贖買型政治合作現象客觀存在，整體過渡的香港公務員體系缺乏可靠的政治忠誠檢驗和監督機制。自治民主的內在危機誘發了外部性的激進本土運動和外國勢力干預，新選舉法試圖封堵反對勢力對管治權安全的滲透和顛覆。

但愛國者治港並非萬能，其所服務的制度安全性在香港的功能序列中需要與全球連通性和高度自治性相協調與均衡化。香港政治的最玄妙之處在於平衡。當高度自治性演變為國家安全災難和管治權安全危機時，制度安全性就是最大的短板，彌補安全性漏洞就成為最正確的立法動機和管治驅動力。當安全管治基本鞏固而全球連通性與高度自治性受挫時，又需要動態提升後兩者的地位與作用，以實現內在功能的再平衡。「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諸功能不可偏廢，再怎麼強調愛國者治港，無法取代香港的全球連通性本質和高度自治的民主化內涵。

以香港防疫標準為例，在「一國兩制」下面臨參照何種防疫範式(群體免疫還是動態清零)以及優先與內地還是海外通關的棘手問題。這不是簡單的防疫科學或技術標準問題，而是防疫政治正確與香港體系歸屬問題。到底靠哪一邊？這是香港最緊迫但也最難回答的問題。利益上，香港需要與海外優先通關以維持固有地位和優勢。政治上，香港需要優先與內地通關以驗證「愛國者治港」的忠誠度和實效性，並實質推進融合發展。香港也試圖按照內地「動態清零」標準嘗試過，但遭到了內部抵制和政策失敗，香港的制度條件、社會價值觀和利益網路整體上不支援優先與內地通關。香港核心功能中的全球連通性嚴格制約著「愛國者治港」在防疫議題上的功能釋放，而高度自治體系內部的政策專家與管治專家對優先與內地通關進行了隱秘而堅韌的抵制。最終，香港優先與海外通關，以「逆隔離」措施平衡處理與內地通關的部分社會需求。這表明，香港核心功能中的全球連通性、制度安全性與高度自治性是互為限度、相互制約又可以整合為一體的。愛國者治港是聚焦於制度安全性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法，內含國家主義邏輯，是國家權威與國家利益的錨定物，但必須客觀看待其實際功效和限度，並在「一國兩制」整體功能序列中加以動態理解和均衡實現。

自治規律與民主議題

定義香港的高度自治，需要兩個恰當的規範端點：其一，愛國，確立香港自治的國家前提和制度安全性；其二，民主，確立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現代治理品格。我們要客觀冷靜研究和運用香港的自治規律，就必須將愛國和民主有機結合起來。

愛國者治港本可以是愛國與民主的恰當整合框架，但需要探索和維持一種內在精緻的平衡性，避免二者的疏離或衝突。香港民主派的固有處理方式是以民主凌駕愛國，無視國家安全，模糊政治忠誠界限，幻想香港的完全自治或港獨。民主派的政治不成熟是香港回歸25年來自治民主進程一波三折的關鍵內因。如今，愛國者治港的精神走向似乎出現了愛國對民主的反向凌駕，新選制的制度設計偏向於選舉安全性而提高了參選門檻，降低了直選比例，增加了狹義「愛國者」的政治代表權和政治資源佔有權，但賢能政治目標尚未達成。新選制主觀上並不追求「清一色」，但客觀運行效果出現了接近「清一色」的格局；新立法會的89:1格局；特首選舉的唯一候選人格局，以及相關選舉過程中直選範疇投票率的低迷，都是顯著的政治變遷現象。專才移民加速和外資穩定性波動，與此政治變遷有關。

這一政治變遷當然大大提升了香港的選舉安全與管治權安全的保險係數，有效彌補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性漏洞，但對於香港自治民主的固有精神和前景可能造成一定的挫傷，對香港管治質量與連通世界體系的基礎能力造成一定的波動。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民族復興進程中，中國整體民主與香港民主均無法迴避政治開放性與社會多元代表性的客觀命題。香港民主的新常態需要尊重自治規律，顧及香港的全球連通性，推進社會與政治的和解團結，由此「一國兩制」的新制度體系才能真正軟著陸並獲得穩固的人心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