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雄被入稟追討薪津，立法會屆初至被法庭DQ日為止，高調呼喊被迫害及嚴詞責駡對方。
身為立法會行管會成員，我不能透露決策過程，惟有些基本原則及業內操作，或可供參考。
任何刑事及民事案件，一經審訊及裁決，可馬上執行。
民事訴訟判決假如已釐定賠償金額，獲勝訴方可選擇馬上執行，迫使敗訴方在合理期限內支付，否則可採取法定程序，包括執達吏查封、申請破產等。敗訴方即使表明甚至已啟動上訴程序，除非獲勝訴方同意，或成功申請暫緩執行令(一般須有相當成功上訴機會，及在未完成上訴程序前先付款會導致不公，例如勝訴方屬外國公司在香港境內沒有業務及資產等)，舉證責任在敗訴方。
立法會宣誓案先後經歷人大常委釋法及終審法院判決，恐怕成功上訴機會渺茫；立法會行管會有足夠財力在有需要時「回水」。假如法院在宣判宣誓無效同時判令需交還薪津(因無此訴求，所以法院無此判令)，被DQ者即使上訴也未必能阻止行管會馬上執行裁決。
這次追討薪津案與宣誓案屬兩宗不同案件，前者訴因建基於後者。追討薪津訴訟才剛展開，需經答辯、交換證據、交換證人供詞、預審及排期等，預計需時超過一年，相信到時宣誓案上訴已終結。萬一尚未完成，到時雙方亦可安排審訊在終審後進行。
為省時省錢，原訴方在談判階段一般需釋出善意，一旦談判無效，被迫展開訴訟，反正訴訟成本已難免，原告方自然會回歸初位，索取法理上應可爭取最佳賠償金額，這是訴訟慣常操作。
政治博弈下，被DQ方選擇不同階段放棄上訴，爭取最有利補選結果，並由唯一「有資格」獲取法援者守尾門，用最少成本、冒最少風險爭取終審判決案例，策略昭昭甚明。行管會本有責任維護公帑，順應對方招數，嚴格按人大釋法，向因被DQ無資格領取薪津者追討，恐怕亦無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