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長問責聊勝於無改弦更張民營管理

特首李家超在最新《施政報告》中提出建立「高級公務員責任制」，擬以兩層架構強化首長級官員的問責性。此舉旨在針對部門重複失誤、權責不清的積弊，透過績效掛鈎與崗位調動，促使高層公務員積極履職。然而，此類內部問責機制能否真正撼動龐大公務員體系的官僚文化，仍須打上問號。與其僅在官僚管理框架內修修補補，不如借鑑香港過往成功經驗，將更多公共服務轉向民營化，以「利潤管理」取代「官僚管理」，從根本提升效率。

香港公務員體系規模龐大，逾百個政府部門服務約貿600萬人口，編制比例較新加坡等高效率經濟體高出不少。儘管香港在加拿大費沙研究所的自由經濟排名中常年居首，但在「政府規模」分項上卻落後於新加坡。部門林立導致權責碎片化，問題出現時易互相推諉。新問責制或能對部分力求晉升的首長級官員產生警示作用，但若缺乏外部競爭壓力，僅靠內部考核恐難扭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官僚心態。畢竟，問責制的成敗關鍵在於能否量化績效，而政府服務往往難以像市場般用利潤指標客觀衡量。

以近期皇后山食水含瀝青事件為例，問題涉及水管材質老化、新舊系統接駁不當、跨部門監管疏漏等複雜成因。從水務署、發展局、房屋署至食環署，幾乎無單一部門能獨力承擔全責。舊式瀝青水管雖已淘汰，但與新系統並存時的防範措施未到位，水質異常後又未及時通報，反映官僚體系對潛在風險的遲鈍反應。此類跨領域問題須跨部門協作，但現行架構下，首長問責制恐難釐清責任歸屬，反而可能促使官員更傾向「避險」而非「主動解決」。

全球多國已透過民營化提升水務效率。例如中國內地城市深圳、瀋陽和成都，將水務委託威立雅等企業營運，巴西聖保羅透過合資項目推動工業水循環，法國更長期以特許經營模式管理水資源。這些案例印證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在《官僚體制》中的核心論點：利潤管理通過市場競爭與盈虧機制，迫使企業不斷優化服務以滿足需求；而官僚管理僅依賴規則與預算，缺乏創新誘因。香港過去在電力、電訊、港口等領域的成功，正是利潤管理的典範——這些行業不僅成為經濟骨幹，更積累國際競爭力。

問責制雖是改進公務員文化的必要嘗試，但若僅停留在官僚體系內部分權責，終究是「治標不治本」。香港應系統性檢視可市場化的公共服務，如水務、圖書館、博物館等，引入民營機構參與營運。例如，將水務系統委託專業企業管理，透過合約明確水質標準與罰則，遠比依靠部門自查更有效；文化場館亦可借鑑商業機構的會員制與活動策劃，提升使用率。此舉非僅為減省開支，更是透過競爭打破壟斷，讓市民成為「用腳投票」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