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錄片的出路

近月，《給十九歲的我》因擬參與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再生風波，發行商最終取消參展。事件再次將紀錄片倫理推上討論焦點。與其局限於單一爭議，不如放眼大局：香港在一國兩制底下擁有自由開放的創作土壤，紀錄片從業者能否善用這片沃土，以香港人視角創作出面向世界的作品？我期待有朝一日，能見到一部由香港人視角出發、整理重組宏福苑大火事件的紀錄片誕生。近日上映的聾人紀錄片《玲瓏》，製作團隊花數年與受訪者建立信任，正是值得借鑑的示範。

《給十九歲的我》的爭議，表面是參展權誰屬，實則折射紀錄片創作的根本難題：受訪者與製作方的協議，從來不是簽一紙同意書便可一勞永逸。這部紀錄片拍攝6名女生成長10年，2023年公映僅4日便因主角反對煞停，如今再掀波瀾。校方強調未獲拍攝者一致同意不會放映，導演則指校方未提反對。無論誰對誰錯，事件清楚說明：紀錄片的困難不只在拍攝，更在於如何與受訪者建立真正清晰、持續更新的共識。10年前未成年女生所簽的同意書，能否涵蓋全球發行和商業上映？此類問題正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考驗。

放眼國際，Netflix的紀錄片亦屢捲類似爭議。2018年《Afflicted》聚焦慢性病患者，受訪者其後控告Netflix誤導簽署同意書，將他們描繪成「懶惰、瘋狂的疑病症患者」，最終平台與原告和解。另一案例《Our Father》亦值得參考：製作方雖取得部分同意，卻在影片意外曝光未經授權者的身份，遭法庭判賠。這些案例的共同教訓是：即使手握法律文件，一旦受訪者質疑「知情同意」是否真正成立，爭議便難平息。Netflix資源雄厚可訴諸法庭或和解，對本地製作而言，更務實的出路是從源頭將倫理考量融入創作每一步。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華人社會中最自由的創作土壤。香港製作人可從容以本土視角探討嚴肅社會議題，從教育、醫療、弱勢社群到災難事件，均有條件深入獨立記錄。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擁有連接世界的天然平台，紀錄片有機會透過影展和串流平台接觸全球觀眾。這意味著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不應只著眼本地，而應以面向世界為目標，用香港人視角提供獨特內容。這份「香港視角」本身就是最大優勢。

說到善用香港創作土壤的正面例子，不能不提今年1月上映的本地紀錄片《玲瓏》。導演詹家俊花3年時間跟拍8位香港聾人的日常、職場與社群互動，呈現他們在健聽主流社會中尋找身份認同的歷程。片名「玲瓏」寓意清脆聲音，亦與「聆聽聾人」諧音，邀請觀眾真正「聽」到聾人心聲。影片風格平實不煽情，卻讓觀眾在細膩鏡頭中體會聽障人士的堅韌與樂觀。製作團隊與聾人機構「龍耳」緊密合作，部分收益捐贈該機構作服務用途，並設無障礙場次。作品至今未見任何授權爭議，證明只要製作方願投放時間建立信任、尊重受訪者尊嚴，紀錄片的倫理問題便可妥善處理。

紀錄片的本質是與人對話，與時間同行。《玲瓏》的成功令人對香港紀錄片未來多了幾分信心。我期待更多製作團隊願意長期跟進社會重大議題，以耐心和誠意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宏福苑大火奪去161條人命，是香港近年最沉痛災難，倖存者與遺屬仍在追尋真相。這類事件需要時間沉澱，需要有人以紀錄片形式，從香港人視角出發，將碎片資訊整理重組，為歷史留下完整記錄。這非一蹴而就，卻值得開始。香港紀錄片的出路，從來不在迴避爭議，而在善用我們獨有的自由土壤，以負責任的態度和足夠的耐心，說出只有香港人才說得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