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與勞動參與提高使生養孩子的時間機會成本大幅上升。(中通社)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加的分析，避孕套的出現是生育率下降主因嗎？有甚麼證據支持他的看法？
這是一條明知故問的問題。作為貝加的入室弟子，我比全港市民更清楚他老人家的答案。明知故問，皆因繼莊太量教授提出「女人GPA高都無用，最後都係要釣金龜」之後，施永青老闆接力港產家庭經濟學：「人有了只性交而不留種的選擇，方有條件運用經濟學代價與功效的理論，去為自己未來的事業前程與生活質素，作出『理性』的選擇。」介紹老師的經濟分析前，先分享我這一代人年輕時避孕套之外的不留種選擇。
外射代替中出、前七後七安全期、傳說中的崩大碗、醫生處方的事後丸等等，沒有一種百分百安全。但當年有點常識的青少年都知道，避孕套也不是百分百安全，正確使用的有效率約為98%，一般使用的有效率卻只有八成多。另一本地較少留意的數據，儘管港人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較避孕丸高，其他歐美先進地方避孕丸的使用更為普遍。這觀察有趣且重要，稍後再補充。Grok先回應我明知故問的問題：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分析，避孕套(或更廣義的避孕技術)的出現並非生育率下降的主因；它主要是對『想要更少孩子』這項需求下降的誘發回應，而非造成需求下降的根本原因。Becker認為，真正的驅動力量來自經濟需求面變化：女性教育與勞動參與提高使生養孩子的時間機會成本大幅上升，以及父母在收入增加後傾向把資源投在『每個孩子的品質』而非單純增加數量(數量——品質權衡)。他指出，生育率下降早在現代避孕藥廣泛使用前就已開始(如1950年代的美國與日本)，且早期世代已能透過延遲結婚、減少性交、中斷性交或墮胎等方式控制生育，顯示技術只是讓人們更容易實現已形成的少生偏好，而非創造該偏好本身。」
避孕套的出現不是生育率下降主因，經濟需求面變化導致「唔想生」才是。不得不佩服施老闆的想像力，規定一定比例是不合規格的次貨，即使墮胎率不顯著上升，避孕丸這可靠替代品的使用難免顯著上升吧，皆因根本的需求問題依然存在。
相比避孕套，避孕丸的使用更掌握在女性手上。研究顯示，避孕丸的出現是美國大學畢業女性專業教育大幅擴張與初婚年齡顯著延後的重要原因：透過自主降低意外懷孕風險，女性更放心投入需要長期前期投資的專業訓練(如法律、醫學等課程女性比例在1970年代急升)，同時透過遲婚產生社會乘數效應，讓追求事業的女性在完成教育後更容易找到合適伴侶，從而共同推動了女性在職業與婚姻決策上的結構性轉變，為往後power couples成為婚姻主流揭開序幕。最後一點補充，儘管避孕丸對女性的教育與事業有明顯影響，遲婚和延遲第一胎生育的決定，對最終生育多少子女卻幾乎無顯著改變，因此子女數目主要仍是由經濟需求面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