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5年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前獲委任為財政司。我當時有兩個目標：第一是確保香港金融體系在過渡期間維持穩定；第二，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
為此，我在任財政司期間遠赴美國、歐洲、中國內地、東亞和南美洲訪問。尤其在1998年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重創後，我的外訪變得更頻繁。
我的信息圍繞香港賴以繁榮安定的四條支柱，而我相信這四條支柱至今尚存──公平的商業環境、低稅制、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及建基於普通法的法治精神。由於我太太在外訪時大多會隨行照顧我，久而久之她對我的講話瞭如指掌，她常笑說在夢中也能夠背誦出這四項優勢。我確信香港這些優勢，而亞洲任何一個地方亦無法複製全部四項優勢。
我的觀點一如預期在歐美等地常被質疑，即使在內地亦然，分別只是較為婉轉有禮。不少人往往以新加坡出色的經濟表現和上海正急速冒起為國際金融中心來爭辯。在美國，一些較為悲觀的人相信香港在回歸後將大為失色，更指出上海最終會超越香港。我與他們正面交鋒，以基本法保障香港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以中肯的理據說明香港如何比其他對手擁有更多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我提出富有說服力的實證包括穩健的儲備、審慎理財、過往抵禦外來波動或刻意攻擊的優秀往績、證券市場改革、健全的監管制度和遵從國際的審慎標準。
在1995到2001年間，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與新加坡相近，更遠遠拋離上海。雖然新加坡在基金管理市場佔了很大的份額，但香港的總市值超越新加坡。而在外來直接投資方面，香港也大幅領先新加坡。對外貿易而言，香港的表現和前景都遠勝亞洲其他城市。
我們確實表現不俗。國際信貸評級機構對香港回歸中國帶有偏見，我不斷與他們論證，最終取得成果。我們獲所有領先的評級機構給予AAA評級。現時亞洲只餘下香港和新加坡仍擁有這個代表財務實力的評級。我們早在2007年就已經被視為世界級城市，一流的管理及專業的人才使我們在環球金融及專業服務行業中領先亞洲其他對手。
但過去十年時移勢易，近期到新加坡和上海旅遊的確令我大吃一驚。
娛樂事業把新加坡的發展從方式和本質上起了很大的變化。濱海灣的面貌煥然一新，時尚建築物和現代化的基建周邊是擴大了不少的海灣區。市內到處都在填海造地。新加坡人的英語儘管有其獨特的口音，但英語水平向來都比香港人優勝，他們繼續把這方面的優勢擴大，而他們的新一代更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當我們刻意限制內地孕婦使用我們的婦產服務，新加坡卻大開方便之門。他們更積極以廉價的機票或船票吸引來自中國的旅行團。新加坡現時的人均生產總值比香港高出25%。新加坡興辦更佳的學校，培育出更優異的學生，他們的大學在眾多國際排名榜上均超越了香港本來領先的範疇。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港口，其吞吐量被新加坡不斷拋離。在填海區佔地超過100公頃的濱海灣花園是新加坡在城市發展上踏入新時代的象徵，遠遠超越香港和東京。
上海驚人的發展速度令其地位與紐約或法蘭克福看齊。雖然上海的人均生產總值只有香港的40%，但上海的經濟規模遠比香港大，而且每年增長的速度亦比香港高出3%至4%，還得助於長三角腹地的高速發展。浦東和浦西的上海中心商業區成功模仿紐約的曼克頓，上海人文明、有教養、具創意、充滿活力和自信。他們與香港人一樣非常勤奮工作，並對國家的發展引以為傲。
新加坡和上海在過去10年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設法尋覓讓我們重拾競爭優勢之途。偉大的城市如君士坦丁堡、迦太基和雅典等，皆因為失去了競爭優勢而萬劫不復。香港絕不可以重蹈覆轍。很多我們以往的優勢和特色仍然存在；我們仍然吸引較多的外資，港元可以自由兌換兼且非常穩定，我們的服務業更是首屈一指。我們必須善用這些優勢以維持經濟增長，為香港人迎來更好的生活。我們更要維持開放，避免浪費僅有的資源在某些我們的腹地可以做到甚或做得更好的行業上。早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一群傑出的專家組成了委員會研究香港的行業前景。他們提出了香港較鄰近地區擁有顯著優勢的六大新產業。因為眾多不同的原因，大部分認真思考的香港人不明白為何這六大新產業在啟動後就無疾而終。香港是時候重新研究這些產業，在完全失去競爭力之前緊追上海和新加坡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