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對立概念過時輸入外勞須全國觀

香港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近日將食肆倒閉潮歸咎於「未有及早輸入外勞」，聲稱此舉可解決飲食業服務倒退與競爭力不足問題。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則強烈反對，認為僱主藉此操控議價權壓低工資，造成不公。這場爭論折射出香港社會根深柢固的勞資對立思維──這種源於工業革命時期的二元對立觀，在今日香港完善勞工保障制度下，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思想枷鎖。要真正「做大個餅」，香港必須突破將勞動力市場視為零和遊戲的保護主義，以全國勞動人民福祉為出發點，拆除阻礙人才流動的有形藩籬。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催生了密集人力生產模式，卻未建立相應勞工保障。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偵探故事中，資本家壓榨工人的陰暗場景，正是當年歐美社會的真實寫照──煤礦主罔顧礦工安全、工廠以童工填補生產線、工人罷工遭血腥鎮壓。這種剝削關係催生了工會運動，形成「資方vs勞方」的對抗格局。然而，二十世紀以來全球勞工權益保障大幅躍進。香港亦不例外，《僱傭條例》明確保障休息日、法定假日數目全球領先、有薪年假、疾病津貼及產假；職安健法規約束工作環境；強積金制度提供退休保障。當法律已為勞資關係設定公平底線，工會若仍固守「鬥爭哲學」，無異於將歷史悲劇強加於現代經濟，既無必要，更阻礙進步。

新時代勞資關係典範早已在中國內地開花結果。華為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將99%股權開放給逾十萬名員工，將勞動者轉化為企業所有者。當公司營收增長，員工透過分紅共享發展成果，形成「勞資共榮」的生態鏈。這種模式激發驚人創造力——華為在5G技術、半導體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正是勞資合力突破技術封鎖的明證。深圳大疆、騰訊等企業同樣透過股權激勵，讓工程師團隊從「打工者」蛻變為「創新共同體」。這些企業印證一個真理：當勞動者成為資本的一部分，對立便轉化為合力，這正是香港產業升級亟需的精神資源。

審視香港勞動力市場數據，保護主義憂慮實屬過慮。當前香港失業率不高於4%，扣除外傭後仍處低位。台灣地區經驗更具說服力──外勞人數8年增長逾30萬人突破70萬，但當地勞動部實證分析顯示「未顯著影響本地就業率與薪資水平」。綜觀全球都會：紐約33%人口為移民，倫敦外籍工作者佔勞動力37%，東京積極招攬全國技術人才，這些城市百年不衰的競爭力，正緣於對人才的開放胸襟。

上星期有中式酒樓聘請從內地來表演蒙古舞的舞蹈員，當然這違反現成法例，但究竟多幾個專業舞蹈員從內地來港表演，會影響了多少本地人工作機會？正當香港中式酒樓相繼倒閉，營運者絞盡腦汁提升餐飲體驗，老舊法例就不能夠提供便利申請方式，讓這些活動合法進行？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國際樞紐，卻受困於英佔時期遺留的狹隘思維，當中央重塑「愛國者治港」、要求改革突破，政治人物若仍汲汲於維護小圈子利益，追逐個別群體的支持，放棄全國大局觀，無異於逆歷史潮流而行。

深圳的崛起軌跡，正是勞動力開放政策的活教材。改革開放初期，深圳以「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吸引全國建設者；今日其GDP突破3.46萬億人民幣，超越香港的2.98萬億。關鍵密碼在於拆除地域藩籬：1980年代「百萬勞工下深圳」填補製造業缺口；2000年後「孔雀計劃」引進海歸人才孵化高科技產業；近年更向港澳青年提供創業補貼。儘管伴隨城中村改造、戶籍改革等陣痛，但開放使深圳勞動人口平均年齡僅32.5歲，城市創新活力持續迸發。香港若繼續以「保護本地就業」為由限制外勞，不僅錯失大灣區融合機遇，更將在國家持續興旺的發展勢頭底下，放棄了匯聚全國精英的寶貴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