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宣布與教協中止工作關係。(林俊源攝)
2021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一周年之際，香港發生「刺警案」及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感激兇手」的集體決議事件，顯示香港正義觀的迷失和香港教育對國家與法治的嚴重背離，香港教育病了。2021年7月27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頒下國安法第一案「唐英傑案」定罪判決，判定其檢控罪名煽動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成立，並於7月30日確定最終刑期為9年。首案判決最重大的法治意義之一，是明確認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具有港獨性質和煽動分裂國家的法律效果。這一口號源自2016年梁天琦參與新界東補選時的選戰文宣，後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成為黑暴勢力的主要政治綱領和政治鼓動術語。這些思潮和口號其來有自，是香港教育與社會文化長期扭曲運行的嚴重後果。
如今，香港選舉法改革已定，有關選舉程式已經啟動，但仍有人污蔑攻擊新選制，反對「愛國者治港」，美化黑暴路線，呼籲外國勢力制裁香港。這些行動者中，香港教協是骨幹力量和引領者，因而成為香港國安法深入實施的本地障礙，成為香港教育改革和青少年正義觀重建的障礙。2021年7月31日，香港教育局依法宣布全面終止與香港教協的工作關係，揭開了香港教育領域系統深入整治的序幕。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意識到，香港的撥亂反正是一個涉及社會層面改造的系統工程，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不只是具體案件的結果追責，更是過程化的教育更新與人心調理。當香港整治進入社會和人心層面時，其治理本質就成了一種針對港英「殖民社會」遺產的「去殖民化」。實際上，當我們提及香港「國民教育」議題時，其本質亦具有「去殖民化」的面向，即以適應「一國兩制」的新國民人格取代原來的殖民臣民人格。但香港回歸以來，不僅23條國安立法受挫，國民教育更是無從推行，擔當教育重任的教協就是主要抵制力量之一。以自由名義堅守的實質上是殖民臣民身份，卻長期拒絕以愛國為基礎推行國民教育，塑造香港青少年健康與穩定的國家認同，這是香港教育價值觀的根本缺陷，也是香港教協作為教育專業團體的最大原罪。香港教協，以其享有的行業組織歷史影響和政策權利，所作所為卻嚴重背離教育倫理及香港基本法設定的教育主旨，實質淪為香港「顏色革命」的激進組織機制之一，從教育源頭上破壞了香港法治與「一國兩制」。因其影響極大，危害嚴重，香港教育局採取制裁措施不僅有根有據，更是切合法治。
「去殖民化」在香港，具有「一國兩制」背景下的獨特性和敏感性，需要原則、智慧與分寸的結合，需要制度、政策和論理的結合，是一項重大但仍需相當耐心和尺度的社會治理工程：
其一，原則上，「愛國愛港」是「一國兩制」的價值根基，但其穩固樹立客觀上需要香港社會「重置」源自殖民時代的系統價值觀，將「一國」及其有關制度知識和認同元素引入香港社會文化秩序。這一過程主要依賴教育及社會文化機制加以落實。
其二，「去殖民化」具有香港社會的「轉型正義」性質，是將港英時代與「一國兩制」不相適應的價值、制度和社會規範加以檢討和清理。回歸之際在法律領域有一定程度的「法律適應化」，但公民社會和文化秩序領域基本沒有觸及，遺留嚴重的隱患。今日之補課就是續推香港的「轉型正義」，使香港社會真正建立起適合「一國兩制」的文化秩序與文化心理。
其三，「去殖民化」與「去本土化」相互交織，這是由香港社會身份認同中本土主義對殖民主義缺乏反思性及簡單進行價值加持的特殊狀況造成的。在香港歷次的激進反體制運動中，殖民主義和本土主義出現了合流勾結的現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港獨思潮中同時包含這兩種因素。
其四，「去殖民化」需要堅持適度性、精準性與保護性原則，即政策打擊的唯一對象是殖民主義的負面遺產及本土主義對殖民遺產的扭曲繼承，而不是香港社會健康、常態及可兼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基本法第5條)。這一工程的深化開展不能造成「矯枉過正」，不能在結構上和基本面上損害香港教育的專業規範、現代化水準、文化批判性思維與公民社會多元活力。香港教育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仍然有賴於這些本地元素的重組激活。
其五、教協整治及教育領域的「去殖民化」是抓重點，做示範，其制度治理意義在於為其他社會領域的整治提供可行經驗與方法。新時代的「一國兩制」，根本點在於牢固確立「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和人心認同，對香港社會的殖民主義和本土主義負面因素及其危害進行系統的補課式清理。香港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身份認同，深受港英時代殖民主義及其在香港社會留下的「公民社會」系統遺產的影響與塑造。殖民遺產龐雜多端，其中有具有政治反動性質或憲制危害性質的價值元素和制度元素，1997年的「法律適應化」並不充分，社會的「轉型正義」更是空白。香港教育領域的亂象及其危害的根本性，從國教風波、佔中和反修例這十年的變亂中清晰可辨。教協被整治，社會都在猜測下一個是誰？或者借用香港反對派曾經的流行運動語式：哪裡是下一個戰場？教協代表了效忠殖民價值觀和本土主義的香港一部分教師(所謂「黃絲」)的政治勢力和政治主張，其「過度政治化」已嚴重偏離職業倫理和法治底線，但這不過是港英遺留之「公民社會」的一個角落，其他行業領域亦有類似情形。教協整治的法治原則、專業標準與適度性尺度，可為其他領域的撥亂反正提供樣本和示範。
曾經一度，教協在香港勢力強大，在內外支持力量的援助下，故意曲解基本法和本地法例上的教育自治、院校自主和行業自律，鼓動教師偏離職業倫理教唆學生違法達義，製作本土甚至港獨教材和宣傳材料污染校園，援助庇護黑暴勢力和黃絲教師，以及勾結外部勢力從事激進的顏色革命活動，等等。這些現象長期存在，日益惡化，為甚麼時至今日才有教育局的果敢行動呢？一方面，香港管治隊伍中的「愛國者治港」沒有落實，香港公務員無心無力承擔責任，治理亂象；另一方面，香港公民社會過於強大，司法覆核頻繁干預行政，在缺乏更高權威的條件下，教育治理困難重重。
這些主客觀因素導致了香港教育領域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國家權威、制度權威和國民教育的基本體系蕩然無存，直到2019修例風波搞亂一切，也警醒一切人。若非中央介入，若非國安法落地，若非「愛國者治港」成了根本原則，香港教育局何來底氣和責任感？香港特區政府如何果敢作為？當然，以「一國」的道德和制度力量支持和援助「兩制」，也監督與整合「兩制」，本就應是常態。我們要堅決開展補課性質的「去殖民化」和「去本土化」，塑造「愛國愛港」的全面價值觀，將香港本土價值牢固錨定於「一國兩制」的國家基礎之上，徹底打通香港青少年「回國」的精神通路。而教協在這場社會整治中必然成為一個負面典型，是殖民主義與本土主義的護旗手，卻是「一國兩制」與香港法治的公敵。鬥爭已經開始，正義就在路上，香港前景更加明朗。
逢每月第二個周一刊出\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曾訪學港大，長期鑽研香港法政，著有《抗命歧途》等多部著作，對「一國兩制」頗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