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圍角逐今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黑箱日誌》(Black Box Diaries)已於4月24日在香港上映，負責香港發行的安樂影片特意邀請導演兼事件主角伊藤詩織來港。兩日行程除了現身戲院與影迷見面外，亦接受本地媒體訪問。我在4月25日訪問伊藤詩織，地點是電影公司位於金鐘的辦公室，此前擬定了10條中英雙語訪問題目，然而電影製作團隊在訪問當天早上透過電影公司公關回覆指，很抱歉無法回答其中4條問題，希望能夠改問別的。
4條問題包括：(1)「你在電影裏公開了不少敏感資料，包括喜來登酒店的錄影片段。你如何拿捏哪些內容應該被保留、哪些不應該公開？有沒有為自己設下甚麼原則或底線？」(2)「作為記者，有否擔心某些資料公開後會引起新聞道德或私隱方面的爭議？你怎樣判斷這些潛在風險？」(3)「香港或一些西方主流傳媒為保護消息來源，會用變聲或打格等方法播出偵查報道，以免其他人能識別受訪者身份，並標示『聲音經過處理』。但《黑箱日誌》中警員A和酒店職員的聲音均以原聲播出，為何有此決定？」(4)「這部作品在海外引起廣泛討論，包括入圍今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但它無法在日本公開放映，對你而言這是一種怎樣的矛盾？」最後我決定只問餘下6條問題。訪問約20分鐘，全程以英語交談，以下是經整理的對話，惟篇幅所限，本文僅列出重點部分，全文稍後在專頁發布。
Q：你決定將整個搜證、訪問、寫書，以至走上訴訟之路的過程拍攝成一齣紀錄片。是甚麼促使你有此決定？你當時經歷過怎樣的掙扎與考量？
A：我一直相信(講)故事的力量，所以作為一個倖存者、記者和導演，我想說這個故事。不過那是困難的，我既是影片主角，同時也在執導，所以花了好幾年剪輯，但我就是決心從一個倖存者的角度分享這個故事。頭兩年因為要保護自己，所以把一切記錄下來，但當事情發展不如預期，那些調查以及拘捕行動都被制止時，我決定向大眾公開事件。當我發現原來日本傳媒要報道，或者日本記者要查詢有關性罪行的問題是如此困難後，我明白我需要自發地持續調查和質問這些問題。亦因為我是個紀錄片創作者，我知道或者可以透過影像表達這些內容。
Q：你是如何計劃拍攝日程？有沒有任何拍攝時間表？假如(譬如說)突然有人致電找你，但剛巧你這位朋友不在，你會怎樣做？會用手機預先錄下來嗎？
A：我沒有(拍攝日程)。實情是有位很了不起的朋友幫忙拍攝，因為那些都是當時的親身經歷，根本無法明確指導別人要拍甚麼，於是我們便順着眼前發生的事(拍攝)，這位朋友就在旁邊與我一同見證。我們不顧一切收集各樣聲音、錄音與錄像，所有可能有用的材料都收集起來。對，很多時拍攝都難以預先計劃，因為都是實時發生在我身上，所以大部分的實質製作其實都在剪接房裏發生的。
Q：那你們一定拍下大量的毛片，有統計過總共有多少？你怎樣決定哪段開始、哪段隨後、哪段留到最尾？
A：我們有超過450小時的毛片吧。我有一班出色的剪接師，他們最初將影片剪輯至10小時左右，然後從部分開始鋪陳；當然期間也會常常查看450小時的毛片，並製作無數個版本，我已不曉得總共做過多少個版本，因此很難確切說明我們是如何完成的，前後花了四年時間才真正弄清楚電影結構應該怎樣。
Q：《黑箱日誌》拍攝歷時八年，你如何在情緒與創傷之間調整自己，完成這部作品？有想過放棄嗎？
A：拍攝的部分較易，反正就是記錄眼前發生的事；後期剪接才是最大挑戰。不過我有很好的團隊，隨時能夠找他們交流、商量應該怎樣做，怎樣平衡我個人情緒。身為一位記者，最初我覺得只以一個角度敍事並不公道，所以那時候對電影敍事手法的構想較為不同，但最後我還是希望以一位倖存者的角度去交代這故事──是的，我們一直在電影製作過程中嘗試及學習去尋找這故事合適的敍述方式。我沒有想過放棄。製作過程是艱難的，但我知道這故事很重要。即使不曉得在哪裏收尾才是最好，但知道我必須做好這事。
Q：自從《Black Box》一書出版後，你有否觀察到日本社會面對女性在職場遭受性騷擾或性侵的問題，態度上有明顯轉變？最近中居正廣因性侵指控而退出演藝圈，你認為此事多大程度反映當地社會的整體態度，那種改變是更好還是更壞？
A：我認為日本沒有像美國一樣有大型的「#MeToo」運動，但還有很多關於性犯罪的事件曝光，我相信這些事仍在發生，包括你剛才提及的例子。當事件接二連三出現，反映問題背後有其系統──但當問題不僅關乎性暴力，而是涉及權力腐敗，事情就變得更棘手。是的，我認為將來會見到更多同類案件浮上水面。同時我認為日本社會和媒體正在對性犯罪案件投入更多關注，令更多惡行被看見，這尤其重要，關鍵是我們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現在是真正努力思考下一步，並且推動改變現狀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