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給十九歲的我》風波學會甚麼？

作為記者和戲迷，過去兩星期親眼見證由張婉婷執導(與郭偉倫聯合導演)、拍攝時間長達10年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從公映前有口皆碑，人人撲飛爭住睇，至開畫後爭議不斷，負評如海嘯般襲來，最終需要煞停撲火。心情極為複雜：與其說無奈，不如說沮喪。

縱然這套作品有無數缺點，但仍使我感動不已，否則去年12月30日在本專欄評論《窄路微塵》的時候不會說出「《給十九歲的我》是私心選擇『2022年我最喜愛的香港電影(紀錄片)』，稍後會寫另一篇文詳述」這句話。就連張婉婷的深度專訪也在電影公司安排下，趕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前完成拍攝，預備2月2日電影正式上畫後出街。誰會想到，當我坐在半山羅便臣道英華女校校舍與張導對話一刻，已是事情的最終章？

判《給十九歲的我》死刑

隨着曾任記者與雜誌編輯的吳芷寧上月底(1月26日)於個人Facebook發表文章〈好睇，但就係有啲唔舒服〉，質疑電影拍攝期間出現權力不對等，引起熱議後，外界對於《給》的風評逐漸逆轉。及至周日(2月5日)凌晨，《明周文化》獨家刊登事件主角之一王卓聆(阿聆)的萬字文和佘麗薇(阿佘)的訪問，前者直接指控母校和張導，後者則透露自己一直不希望電影公映，惟經考慮後最終妥協，簽訂公映的同意書。兩文相繼曝光，輿論譁然，網民瘋湧至《明周文化》網站細閱，連server也down了。

那邊廂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其實已等同判了《給十九歲的我》「死刑」，同日張導出席謝票活動時宣布已跟英華女學校校董會達成共識，周一(2月6日)開始暫停公映，自那刻開始，我的心情便有如坐上過山車那樣，翻滾不斷，一來整件事變得太快太急，根本來不及消化；二來自己不止一次向外強烈推介這齣電影，就算事前確實毫不知情，面對網民「媽聲四起」，「不知者不罪」五個字完全蓋不過情感上的罪疚感，覺得自己是「幫兇」，是「共犯」。同一時間又覺得張導絕不如外界理解的那樣「惡毒」，但又不能說太多，以免講多錯多，這些無形壓力，加上工作量急增(持續跟進報道)，身心俱疲。

不可擺出長輩高姿態

四天後，又到專欄截稿的日子，事件大致塵埃落定，個人認為，假若還要再寫點甚麼，就不應繼續口誅筆伐，將任何一方的當事人推落深淵，反而應該從「這次風波令我們學到甚麼」、「如何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的角度落筆。因為傷口經已造成，而誰對誰錯，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番見解，大家亦知道，每個人不會亦不能被持相反立場的人說服。

首先想向老一輩的人說：現在是2023年了，世界已經徹底改變，再不能以舊時代方式與年輕人相處(哪怕是20年前的方法)，不可以再擺出一副高姿態，當他們是小朋友，以家長式口吻說「我咁做係為咗你好」，看輕他們的思辨力和執行力。總之所有事情都要坐低傾、慢慢講，務求講清講楚。如果校方有認真聽清楚阿聆的訴求，沒有「大石砸死蟹」向她施加壓力，而張婉婷導演亦親自問清楚她本人是否同意公開放映，這個計時炸彈根本不會存在。

張婉婷回答令我驚訝

記得周日晚在戲院訪問張導，當我問為何沒有直接聯絡阿聆確認其意願，張導竟然答：「我哋就以為佢(阿聆)派咗父母同埋佢細佬嚟恭喜我哋(出席感恩大會)，就表示佢係okay(同意公映)，冇乜問題。」這答案實在令我相當驚訝，因為任何人都知道，「我以為」跟「我肯定」是兩碼子的事，正如我以為張導選擇花上10年時間完成《給十九歲的我》足以反映其個性貼地，有足夠能力理解當今世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經歷這幾天後我可以肯定，她的貼地跟現實存在嚴重落差。

其次要向對紀錄片/電影製作不理解的人說。到底怎樣要符合哪些製作標準，才稱得上是好的紀錄片？到底受訪者要在鏡頭面前呈現多少真實？要犧牲多少私隱才算足夠？是否所有訪問都要得到受訪者的同意才能出街？自製場景(張導邀請阿佘拍廣告)變成紀錄片的一部分，是否有造假之嫌？說不定上述每個問題，都跟阿聆的那篇自白一樣，需要花逾萬字篇幅討論斟酌。可惜的是，當火頭愈燒愈猛、謾罵不斷的情況下，我們好像錯過了視這場風波為一次「認識紀錄片/電影製作的全民教育」機會。

我對紀錄片只是略知皮毛，或者看看楊紫燁怎樣說，她的作品《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2006)獲得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去年年底她接受《星洲網》專訪時說了以下一番話，值得大家思考：「因為拍紀錄片是一時的，他們的人生是一世的。有許多人說，紀錄片應該把真實的內容全放在裡面，我並不贊同這說法，因為我覺得會傷害了他們。所以要想清楚你的所為有沒有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我覺得這是作為紀錄片拍攝者或媒體人的道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