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的辯證統一及其中國特色

這是一個不安全的世界，永久和平的全球安全理想遠未達到可靠的制度化程度。聯合國是兌現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全球性解決方案，但如今已日益喪失對大國政治關係與地緣安全事務的調解與制裁能力。聯合國國際法秩序存在一個天真的制度假設，即大國一致原則，這是安理會的制度前提。這一前提假定了所謂大國的道德責任與合作倫理，然而聯合國成立以來的維和史與全球安全保障史一再證偽這一點。近些年來，烏克蘭戰爭、巴以戰爭和正在激烈蔓延並波及全球能源供應鏈與經濟安全性的美以伊戰爭，正在深度撕裂二戰後國際秩序與全球安全的制度基本面。最新的美伊「伊斯蘭馬巴德會談」無果而終，伊朗在政治團結、戰爭韌性、地緣統籌與國際談判中似乎越來越強硬和成熟。美國的自大與以色列的貪婪造成了美以的地緣戰爭困境。美國似乎面臨著新的「帝國墳場」危險。

不安全的世界，必然帶來不安全的國家狀態。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標和憲法價值。霍布斯的利維坦具有專制權力的一切特徵，但其終極合法性恰恰在於終結「暴死」的自然狀態叢林恐懼，回應與解決的是作為人的第一自然法的「自我保全」。對，沒有甚麼價值超過自我保全了。而一群人的自我保全就叫做國家安全。但困境在於，國家不是最大的政治單位，國家之外還存在一系列或敵或友的其他國家、民族、族群或武裝團體，甚至恐怖組織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因此，國家安全絕對不可以僅僅在國家內部探討和解決，沒有全球安全，國家安全就始終處於浮冰狀態，隨時可能被打破。實際上，十七世紀的西方處於近代開端之處，其政治思想不僅有霍布斯的利維坦，還有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國際法)，前者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後者則解決全球安全問題。憲法是國家安全的制度化，而國際法是全球安全的制度化。

必須確立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的辯證統一觀。這在中華文明史上有著深刻的思想與制度淵源。中華文明歷來重視統籌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中國古代的「大一統」解決的是國家安全問題，而「天下大同」解決的則是全球安全問題。儘管中國古代沒有明確的「全球化」概念，但對自身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及關係模式是有文明想像力和制度建設之深層智慧的。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體現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是統籌「大一統」與「天下大同」的有機安全觀和體系安全觀。2026年初熱播的歷史劇《太平年》抓住了「大一統」的文明與政治脈搏，典型演繹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與憲制制度回應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的智慧與方案。關於「天下大同」，則需要從「絲綢之路」及制度化的朝貢體系進行追溯和分析。中華文明摒棄了霸道與霸權觀，以王道與天下觀努力做到「協和萬邦」、「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就從文明與政治的大邏輯上排除了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中國沒有走民族國家和帝國的二元糾纏之路，沒有主動參與危害全球和平安全的世界大戰。相反，中國是堅定的和平主義國家，是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法西斯主義與一切侵略戰爭行為的先鋒。

我國當代的國家安全觀延續了古代關於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的辯證統一觀。這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中華文明自身對國家和平安全與人類和平的文明智慧和制度遺產，這一傳統具有強大的歷史延續性和道德強韌性，不因近現代以來對西方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思想移植與制度模仿而出現斷裂斷層；其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共產黨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法理與制度塑造，走的是「通三統」意義上新的文明與現代國家的構建之路，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現代中國的國族基礎，以中華文明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結合」作為國家哲學基礎，以社會主義憲法確定國體與政體，從而將傳統中國的「大一統」與「天下大同」辯證結構反覆運算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互嵌互動結構。這一新的統籌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的辯證統一觀，成為中國國家安全制度建設與全球治理變革的指導思想。

新版《國家安全法》的具體制度化

2015年新版《國家安��法》是總��國家安全觀的具體制度化。這一部專門立法制定之前，中國的國家安全觀已經具有了總體性與大安全的思想基礎和政策思路，但在法治建構上尚不清晰完備。這一部法律提出了反映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國家安全定義，即該法第2條的規定：「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這是一種「狀態+能力」的定義，但科學地指出了國家安全的「相對」性，表明我國立法者確信不存在絕對的國家安全，一國之安全必須與各國之安全休戚相關，不安全的世界中沒有安全的國家。這種總體性中相對性，將中國國家安全的法理學推向了統籌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的層次。《國家安全法》第3條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基本內涵的規範界定，其中特別提出國家安全要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這裡的「國際安全」就是所謂的全球安全，是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普遍、共同與不可分割的安全。這種統籌內外的安全觀完全不同於美西方那種霸權主義的安全觀及其「泛安全化」的法律體系。西方的國家安全觀以美國最為典型和登峰造極，其將「國家安全」概念、範圍與執行機制無限泛化，追求的是美國一國的絕對霸權和絕對安全，將任何其他國家與民族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均視為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這一霸權安全觀本質上是絕對安全觀和「世界帝國」式的干預型安全觀。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內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俄作為第一層次的全球性國家安全威脅，將伊朝作為第二層次的地區性國家安全威脅，而將恐怖主義作為第三層次的國家安全威脅。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內發佈了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延續了上述國家安全戰略立場並更加凸顯「美國優先」「新門羅主義」和新干涉主義。特朗普政府的和平偏好與承諾是虛假的，不僅無法做到「24小時」結束烏克蘭戰爭，更是在巴以戰爭和最近的美以伊戰爭中窮盡暴露了美帝國的霸權主義和軍事擴張狂熱，當然也同時暴露了美帝國的實力衰退和戰爭意志弱化的致命缺陷。由於奉行了一貫的霸權主義和絕對安全觀，特朗普政府只能在多場戰爭泥潭中進退維谷，左右為難，莫衷一是。「威脅-退縮-談判-偷襲-威脅」成為美式霸權在當代戰爭場景下的國際政治鬧劇和決策迴圈。

具體落實「四大倡議」

中國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統籌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取得了積極的道德和制度成效，但也始終面臨美西方絕對安全觀與霸權主義帶來的對中國自身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持續性威脅和挑戰。中國的全球安全觀是與古代天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緊密相關的，並典型體現在當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與制度建設中。習近平總書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當代中國的新天下觀和新國際法框架，制度實踐上具體落實為「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其中「全球安全倡議」與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統籌外化聯繫最為緊密。習近平主席2014年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並首次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初步規劃全球安全的基本思想原則。2022年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鼇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以視頻方式發表題為《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2023年2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檔》，系統闡釋中國的全球安全觀與制度方案，其中提出了「六個堅持」的核心理念與原則：第一，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第二，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第三，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第四，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第五，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第六，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這一概念檔還就全球安全的制度行動提出了20個重點議題方向和共同行動的制度平台與程式機制。同時，我們注意到中國在參與調解包括烏克蘭戰爭、巴以戰爭與美以伊戰爭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上述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與原則，尊重聯合國制度與國際法權威，積極發揮中國作為負責任世界大國的地位、角色與影響力，在全球安全與全球治理領域日益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和話語權。

香港是中國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是「一國兩制」制度安全與發展槓桿作用發揮的關鍵平台。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年多以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日益健全，由亂及治的制度目標已經實現，由治及興的發展篇章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清晰展現。「一國兩制」內含著新天下主義理念和超越冷戰的人類和平與團結制度理想。香港也必須承擔起全球安全與全球治理的適當功能與角色。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和運作，就是香港在全球安全與全球治理領域的制度抓手和制度文明增長點，也是「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政治制度創新的新使命。以高水準安全護航「一國兩制」高品質發展，統籌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香港必須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治理體系過程中更好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更好服務於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統籌治理大局，為國家安全與人類和平發展做出新的槓桿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