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旭彬最新著作《從劉邦到王莽：時代的改良與倒退》
《秦制二千年》作者諶旭彬的最新著作《從劉邦到王莽：時代的改良與倒退》一推出，筆者二話不說便買回來。這位作者善於從被統治者而非統治者角度看歷史，而且往往能夠一針見血地看清中國歷史的普遍性和規律。
《從劉邦到王莽》不是個很sexy的題材，所以一開始並沒有抱任何期望，但一看之下發現內容很爆——原來一直被當作歷史常識的文景之治完全不是我們所想的那回事！
諶旭彬認為，太史公司馬遷生活的漢武帝時代，已陷入了「天下戶口減半」、「中產之家大抵皆破」的悲慘境地，這固然是武帝好大喜功的結果。司馬遷本試圖直接記載景帝的短處與武帝的過錯，結果引來武帝震怒，刪削了《孝景本紀》(記載景帝事跡)與《今上本紀》(記載武帝事跡跡)，他遭遇宮刑也有這方面的因素。最後只好讓筆力放在《孝文本紀》裏，讓文帝的嘉言懿行與武帝的暴行酷政構成鮮明對比─漢人喜歡誇張文帝的仁政，主要是為了批判武帝的暴政。對那些生活在劉徹高壓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歌頌文帝以批判現實是最安全的言說方式。
文景之治的一大賣點是推崇黃老之道及奉行無為而治，然而，黃老無為之說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此：由於漢初的高層政治極度血腥，皇室與軍功列候仇怨極深。將黃老無為之說推崇為統治思想，有助於緩和王權與貴族官僚集團的緊張關係，有助於將統治集團從新捏合為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儘管文帝留在史書中的標籤是好黃老之術，但中央集權式的秦制政權，正是在文帝時代顯露出強勢回歸的跡象。
很遺憾，文景時代將田租減為三十稅一也是個神話。三十稅一這項政策確實存在過，但它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卻是個很大的誤解，因為當時真正構成百姓負擔主體的不是田賦而是人頭稅─人頭稅佔了漢代百姓負擔的九成以上，田賦只佔了不到一成。將田賦減為三十稅一而人頭稅負擔依舊，無助於實質性改善民生。
文景之治也不是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文帝時代真正讓百姓懷念的，不是吃飽了肚子，也不是政治清廉，而是朝廷放鬆了對社會的高強度管控。可是這種日子沒過了多久，到了武帝時代，一個對民眾實行嚴格控制、告密與酷吏盛行、追求高效率汲取與動員能力的「新」體制又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