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上訴主要部分(推翻「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裁決)失敗，減刑(20個月減至12個月)及減訟費(500萬減至100萬)成功。
經細閱上訴法院判決，找出涉重大及普遍性「法律爭議」絕不容易，曾氏法律團隊在上訴階段似已扭盡六壬，提出細膩技術質疑，被上訴庭三位大法官精密地一一駁回。
有問「假如一早不經陪審團，只由法官審訊，會否對曾氏較有利？」
審案如歷史，很難判斷「如果」。單按過往統計，由法官審訊刑事案件(裁判法院及地方法院刑事案件，均由一位法官審理)，定罪率一般均高於經陪審團裁決最高法院案件。
從原審法官對被告方判罰500萬訟費及對其批評，及上訴法官判詞及字裡行間，可見富經驗專業法官，對被告及其團隊為求脫罪所採取手法，可能沒有無法律背景陪審員寬鬆。
也有問「曾氏選擇在庭上不作供，是否明智之舉？」
同樣，事後孔明易做，當機立斷難為。每宗案件均有其獨特性，需深究有關控罪；辯護理據、雙方案情及證據優劣；被告本身形象、品性、智商、情商及表達能力等。
有些控罪本身要求合理辯解(例如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階段假如沒有提供解釋或解釋不被警方接納，便相對沒有選擇而需善用在庭上舉證機會，方有機會脫罪。
其他一般案件被告有較多選擇空間，特別當控方案情或證據被發掘出重大疑點，或控方證人(按一般程序須先作證)作供表現欠佳，被告不作供則可能較有利，集中火力攻擊控方證供及證人不是，又可避免被告在被盤問時「自掘墳墓」風險。
按法律原則，法官或陪審員，均不應對選擇不作供被告，作任何不利於被告猜測，惟從人性心理角度出發，逃避作供被告，往往難逃被揣測是出於心虧。
本案被告選擇不作供，光倚靠事件曝光後，接受電台專訪時所作解釋，由於是自說自話，未經庭上接受盤問，可信性大減。辯方在事件曝光後19個月才提供書面租約；租約理應在專訪前5天簽定，卻在專訪中說尚未簽約；租約文件上連租金也搞錯(每年$80萬誤寫為$800萬)。當其他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也因涉利益衝突，經申報後避席，而當上特首後的曾氏曾有69項申報紀錄，這次卻無動於衷，最終被陪審團拒絕接受其無辜申辯，似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