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至今仍是難以明白，那是早前中美貿易談判後，中國代表團作客白宮，中國副總理劉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搞出「中國購買大豆」風波那一次：對話之時，為甚麼劉鶴不通過隨行翻譯來講這番話？
中國官員能夠說外語的大有人在。1995年，大阪採訪APEC峰會現場，中國代表團幾位官員，包括龍永圖和陳健，在記者會只講中文，代表團的英語翻譯把他們的話一句接一句譯出來。有一次，翻譯可能譯得不準確，陳健立即變了英語聲道，把自己剛才講的那一段中文，用英語再講一次，比翻譯還要流利。
也許有人覺得，事事通過翻譯，未免「架床疊屋」，不如自己用外語直接說了就算；也有人說，官員不應講外語，以免「喪權辱國」。這兩種說法都未免以偏概全，因為核心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翻譯的工作專業，官員在談判桌上要考慮的事極多，不應為一句話或一個字的精準翻譯分心。
中國媒體曾稱，1972年初，美國總統特使海格訪華，在與周恩來會晤時說了一個字viability。會晤結束後，周恩來下令翻譯部門，找來各種版本的英語辭典，要找出這個字的確實意思，在下次與海格會晤時提出交涉。七十年代中日建交後，當時負責對日本工作的是廖承志，縱然他是生於日本，但翻譯工作全交給從小在日本唸書的林麗韞負責。
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也是英語翻譯出身，長期駐在聯合國。這裏想起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中國外交官冀朝鑄，他生於山西，小時移居美國，後來考入哈佛大學，五十年代回國。1979年初鄧小平訪美，冀朝鑄全程擔任鄧的翻譯，一口美式英語震動美國傳媒。《紐約時報》更在社論版發表文章《The Indispensable Mr.Chi／不可或缺的冀先生》，說「若鄧小平沒有把這位前哈佛人帶來當他的翻譯，他與卡特的談話，就可能無人能夠理解」，推崇備至。
翻譯是極為專業工作，沒有誰會比他們做得更好。劉鶴本星期再到美國，大概會吸取上次經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