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紳士

在資訊泛濫的今天，劇集是永遠不缺的，但近期頗得我心的是《莫斯科紳士》(A Gentleman in Moscow)，劇集說盡了時代的動盪與荒謬，展現心靈的自由及人性的可貴。

《莫斯科紳士》改編自Amor Towles的同名小說，小說背景是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貴族出身的羅斯托夫伯爵使他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幸好他曾創作一首同情革命的詩而逃過死刑，結果被判處終身不得踏出大都會飯店一步，但仍可享用大部分服務與設施，讓他在困境中優雅度日、苦中作樂，見證了蘇聯三十多年的變遷。

自覺到自己很可能是莫斯科最後一位貴族與紳士，遭軟禁的伯爵每天仍保持紳士風度，衣著打扮講究，對美食要求一絲不苟，這份堅持讓他在放眼看不見希望的時候，仍能對生命保持期盼，尋找精神上的自由。當然，面對命運的無奈，人和物的消逝，伯爵也曾難以釋懷，甚至有一刻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他最終仍活在當下，找到另一種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

劇中一幕講述餐廳侍應向機關舉報品酒行為不符合共產主義，令所有酒瓶上的標籤一夜之間被撕掉，自此食客點菜就只能隨便配獲一支不知名的餐酒——在抹殺了每一瓶酒的獨特性之餘，更徹底震撼了伯爵的信念。在政權和意識形態的需要下，每瓶酒每個人可以一夕之間淪為沒有個性可言的table wine和凡夫俗子，時代的荒謬，莫過於此。

看罷《莫斯科紳士》，不禁令人聯想到魏晉風度與竹林七賢。儘管伯爵和竹林七賢兩者皆堅持思想與人格的自由，但相對於竹林七賢的放浪形骸、不拘禮法、飲酒嘯歌，伯爵仍能保持儀態、優雅從容，對人風趣幽默、對事處變不驚、笑看風雲，尋找心靈的豐盛，可能比七賢還更勝一籌，但其實兩者都在展現一種在動蕩時代中的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