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近三年，通關從未實現，這是「一國兩制」的特殊性使然，也是香港新篇章的痛點所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本來是「通關」便利的代名詞，其聯通中國內地與世界的樞紐和中介作用，是其生存之本，也是發展之利。但疫情的全球流行與中西方抗疫路線的南轅北轍，造成了香港的左右為難與莫衷一是。在「愛國者治港」與融合發展的政治正確下，香港本應當靠近國家抗疫路線並優先與內地通關。
但香港的抗疫體制與社會基本價值觀，造成其無法實際做到「動態清零」，不能實現和維持與內地通關的制度條件與執行標準。不僅如此，香港客觀上還存在大量希望優先與西方通關的人群和利益。近期推出的「逆隔離」構想與實施方案，是漸進式與內地通關的新嘗試，值得肯定。但這些措施並不能真正解決封關之痛，以及由此對「愛國者治港」與融合發展的信心打擊。與內向通關的進展緩慢相比，「上樓」也是痛點，讓一部分人先住上政府公屋是新一屆政府的明確承諾，但知易行難，香港的利益藩籬和政策梗阻並不能在短時間內破解。香港回歸25周年，無論是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還是李家超特首的就職宣誓，都在「有為政府」層面展現強烈共識與期待。通關和上樓應當成為「一國兩制」新篇章的戰略突圍指標。
香港抗疫與通關政治學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本身就是全球化過度發展與人類生活方式過度自我中心化的結果，其流行傳播過程是對全世界各國體制與行動能力的平等檢驗。中國抗疫的核心價值觀是「人命關天」，以人民的整體健康安全為至上目標，在此前提下逐步實施精準化防疫和綜合成本控制，「動態清零」具有不放棄任何一個人、一群人的最大的人道主義與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基礎，本身具有道德正當性，但其具體實施依賴於強大的體制動員能力和社會自律性協同。西方抗疫的核心價值觀是「自由至上」，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個人主義生活方式的合意塑造。西方抗疫在基本社會價值觀與制度執行能力上均做不到為了人民的整體健康安全而削弱與克減部分人的自由以及企業利潤，但對於老年人和弱者遭受疫情淘汰則可以作為自然選擇機制加以接受。防疫模式之別，不是簡單的科學或政治差異，更涉及深層次的文化衝突，東方文化的「家倫理」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倫理，是「動態清零」的真正思想基礎。
香港抗疫處於中西之間，其抗疫政治學具有內在複雜性和兩面性：其一，從「一國」的政治大邏輯以及「愛國者治港」與融合發展的大政治而言，香港需要在抗疫上與國家本身基本同步，採取嚴格的政策措施和社會動員機制，確保與內地通關的制度和技術標準可以實現；其二，從「兩制」的實際制度安排與社會價值觀來看，香港並不具備真正的「動態清零」所需要的制度條件和社會人心基礎，甚至與西方優先通關在本地有著強大的支持和傾向性。香港抗疫同樣涉及經濟社會與民生的可持續性問題，也涉及自由的敏感性與社會抗爭問題，因而特區政府一直徘徊於中西抗疫的兩極之間，有實際困難，也付出了一定的生命代價和經濟代價，在艱難地探索一條適合香港的抗疫道路。但有一點，在國家抗疫資源的強大支持與政治包容下，香港並未出現大規模失控和過於嚴重的疫情災難。
不過，長期不能通關的綜合性代價是巨大的：其一，內地遊客及其關聯消費的銳減，對香港的旅遊業、酒店業、奢侈品業等刺激和打擊效應明顯，相關從業者包括企業和職工的經濟收入預期惡化；其二，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的融合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計劃啟動與項目落地，遭到嚴重的擱置和延誤，香港在融合發展中的地位和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出來；其三，香港社會對「愛國者治港」的政治信心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願景遭到一定程度的衝擊，離港移民潮有加速傾向；其四，持續不能通關妨礙香港自身經濟產業結構轉型與優勢轉化，對香港整體的經濟競爭力與國際地位造成不利影響，也對「十四五」規劃中香港「八大中心」的整體發展與突破造成遲滯效應。
香港與內地通關料會循序漸進。
漸進式通關與制度調適
對國家抗疫路線，包括香港社會在內都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認為目前的「動態清零」政策有政治因素，遲早會與西方並軌。甚至有人預言今年「二十大」之後中國抗疫路線會有根本性改變。這些想法並不具有真正科學的依據，也是對「動態清零」政策之政治正當性基礎與可持續性的嚴重誤解：
其一，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危害巨大，因而必然是融合科學、政治與文化的綜合性抗疫決策及其執行，政治因素肯定存在，但不是狹義的權力政治甚至既得利益集團政治，而是廣義和可正當化的人民政治，人民的生命健康被視為抗疫的首要目標。
其二，「二十大」當然是最為重大的政治事件，對中國確立民族復興的清晰路線圖影響深遠，也將有力塑造未來世界秩序，但它並不提供關於抗疫路線逆轉或顛覆性改變的指向。「動態清零」的文化與政治正當性基礎並未改變，病毒變異、危害及國家醫療資源狀況並未改變，很難看出會後政策急轉的理由何在。
其三，中國自身經濟內迴圈及構建內外連通的經濟自主性，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簡單順從西方抗疫路線。可能存在根據疫情變動而採取的管控緩和化措施，但不存在對西方標準的對標和順從，因為中國並不認為西方抗疫是成功和可借鑑的。
其四，漸進式通關是「動態清零」與通關需求之間實現動態平衡與風險可控性的可行模式。無論是香港與內地之通關，還是內地與西方之通關，都存在漸進性的風險控制邏輯，不存在「急轉」可能性。深圳的「疫情驛站」和香港的「逆隔離」，是以接受漸進式通關為前提的、相向而行的通關互動機制。「逆隔離」的模式也可以擴展到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疫情政策協調層面，以滿足疫情防控和通關來往的雙重需求。
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久，令「上樓」更難。
上樓時間點與民心回歸
如果說通關事關香港經濟民生與融合發展，上樓則涉及到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政治解決與政策突破。香港是發達的國際化大都市，但香港卻存在一定數量的貧困人群及居住環境非常惡劣的弱勢群體。香港不能成為一個富裕而不正義的城市，社會正義是香港社會的內生追求，也是衡量「一國兩制」實踐成功的價值標尺。香港回歸以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相對脫節及其造成的社會動亂與撕裂，絕不能在「一國兩制」的新階段重演。
上樓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德政標誌，是民心回歸的現實性命題。上樓時間點很關鍵，香港民眾對新一屆政府滿含期待，但也存在疑慮，他們想看一看：其一，「提前上樓」的政府承諾到底算不算數；其二，「愛國者治港」和之前的政府管治到底有甚麼不同；其三，新一屆政府有無打破香港固化的利益藩籬與政策鐵罩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高爾夫球場的上層生活圈利益與底層民眾的「上樓權」如何權衡決斷，是對特區政府管治立場和作為的重要考驗。這是特區政府面臨的整體考驗，不只是特首的個人責任，「有為政府」需要愛國管治者的真誠團結與集體作為。
今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開，民族復興路線圖權威確定，而香港新一屆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也將出爐。對於經歷疫情打擊與內外形勢變遷的香港而言，需要內求和解團結，外求通關發展，不能再內耗與蹉跎，而需要凝聚共識，堅定出發。新篇章是藍圖，習主席七一講話是行動綱領，但香港民心政治與合法性是落腳點。對特區政府而言，能不能贏得香港民心支持和認同，有很多事務要做，但最關鍵的是通關和上樓。這兩件事都有複雜性，前者關乎香港與內地及外部世界的張力處理，後者關乎香港內部政治真正民主化與責任倫理的牢固確立。香港與內地的通關必然是漸進式的，因為內地抗疫政策有自身的正當性基礎和穩定性，香港抗疫也需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但通是目標，是需要持續求解的管治課題。上樓也必然是漸進式的，是民生大目標和政治要求確定後，一步一步破除利益藩籬和政策阻力的過程，是與民心持續溝通和建立認同的過程。以通關和上樓為主要抓手，先做好這兩件事，一步一步凝聚共識向前走，真正落實「以結果為目標」的政治承諾，香港「一國兩制」的新篇章才不會流於口號，而必然可以結出碩果，彰顯「愛國者治港」的忠誠底色與賢能政治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