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逝去的角色

長假期就是可以靜思一下，翻起些舊書，作點宏觀思考。細想之下發現，近幾年香港除了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之外，它的歷史角色與任務亦因此而戛然而止，這無論對香港或中國而言，皆是個重大轉折。

筆者在《明報》專欄中提到，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曾於香港學習西方事物的洪仁玕向洪秀全呈交《資政新篇》，首次提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開啟了香港往後百多年為中國輸入與提供外來思想及解決之道的序幕。自此香港一直在敲中國資本主義的大門，並嘗試把中國向西方學習推到一個新高度；儘管希望不斷幻滅，但終於也等到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有望可把資本主義融為中國共產主義基因的一部分。可惜近年政策不單又拐了個大彎，到了二十大，更連資本主義的大門也關上了，令香港頓失這超過160年的歷史角色與任務，令人惋惜。

筆者未有在專欄提及的，是中央於五四運動100周年翌年(2020年)成立香港國安法，同樣帶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五四運動的個人啓蒙、科學與民主、人權和真理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可惜如李澤厚所指出，危亡局勢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壓倒了思想啓蒙的主題，壓倒了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權利的重視，自此中國人的個人啓蒙湮沒在統一意志和集體主義之下，變得渺小和次要。

儘管如此，歷史為中國留下香港這一扇窗，令中國的個人啟蒙之路不至於被封死，而香港亦樂於繼續擔當這接通中國傳統與西方個人主義的角色，大家對此都心照不宣。不過2019-20年的風波卻打破了這局面，使得中央必須把這一扇窗也關上。可是這樣一來，也意味著中國的個人啟蒙之路徹底被堵死，也令香港在喪失為中國輸入資本主義的角色的同時，失去了餘下的所有歷史角色。 
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