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每日有數以萬計的學童跨境上學，部分需要每日往來中港兩地，部分則是逗留在港，甚至是單獨留港；為了學業前途，他們甘願游走兩地夾縫之中，壓力不比本地學生少。兩位從內地來港就學的學童及其家長，如何面對身份認同及文化衝擊，他們向《am730》分享了在求學與生活的心路歷程。
攝影：吳康琦
跨境來港就學 學子游走兩地夾縫之間
現年13歲的Jacky曾經是每日跨境學童，也曾試過獨留在港讀書， 現時則由每星期持雙程證來港照顧的媽媽陪伴。他稱，跨境最大挑戰是每晚需要很早睡，每天要很早起床，「大約每日5時半左右便要起床，然後6時多便要坐車到學校，整天的時間比較短促及壓縮，沒有特別充裕的時間，壓力比較大。」
直至疫情期間，受封關影響而無法來港上學，令Jacky及其母親唐女士感到非常焦慮，唐女士更直言，面對疫情帶來的未知之數，確實有一刻有一點後悔，但最後有機構協助，才解決這些困難；亦由當時起，決定安排Jacky獨自留港就學，並安排入住寄宿家庭。
獨留在港感孤單
Jacky指，當時留港雖然時間充裕了，但感覺不太良好，始終是寄人籬下，與寄宿家庭只能是「好熟悉的陌生人」，雖照顧其起居飲食，但交談不多，感覺頗孤單。「寄宿家庭有一位媽媽帶著兩個小孩，看到他們的親子時間，但自己身邊卻沒有媽媽相伴，感覺很孤單。
唐女士續稱，「孩子說了很多次感覺特別孤單，然後上下課時，見到同學與父母在一起，他自己心裡特別難過，校內所有親子活動他都不參與，更直言自己缺乏母愛，強烈要求我陪在他身邊，因此便選擇另覓住所過來陪伴他，在香港逗留七天便回去，再過關來港；雖然會勞碌一點，但也值得。」
課外活動豐富 與同學多學術交流
至於選擇每日往來中港兩地上學的天意(13歲)，每日清晨6時多便起床，有時會坐爸爸的車或自行踩單車至口岸，過關約十多分鐘，再轉小巴，約7時50分或7時56分便返抵學校。「有時也會遲到，人多過關時便難以控制」；放學時間則相對輕鬆，完成一系列校內課外活動後，便過關回家，由於升中後活動較多，很多時返抵家已晚上7時多，吃完晚飯已8時，一整天的時間就如此渡過。
由於天意本身有聽障，在常規學校讀書，故初時與同學溝通上有些困難，「跟同學交流時經常聽不到，導致同學以為我是聾子，但之後自己會主動與他們多交談，他們了解我的難處，亦會包容我。」但被問到會否與同學的結伴出外消遣時，天意則表示，「我跟同學玩的時候，基本上是在圖書館裏做功課或討論課題，交流已很多，放學後大家都各有事要做，故沒時間去逛街消遣。」又強調自己參加很多體育或學術的課外活動，校內生活很豐富。相反在內地就沒有太多朋友，可能大家交流比較少。
縱使兩家的孩子在港就學都遇上不少困難，但兩家家長均希望，孩子可繼續在港升學，亦沒有後悔當初選擇跨境就學。
機構：文化差異身份認同致情緒受困
其實，Jacky及天意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協助跨境或雙非學童的機構直指，這批學童面對著文化差異、身份認同，甚至情緒的困擾。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總監廖錦鳳表示，跨境學童最難的困難就是交通時間長，因為兩地距離遠，每天上學放學需用了很多時間在交通、過關上，加上文化差異，部分住在內地、然後來香港上學，但在港時，又不太熟悉香港的生活環境，回到內地，又沒有足夠時間體驗內地生活，引致兩邊都有所缺失。另外，在身份認同方面，有些小朋友會透露，「雖然有香港身份證，但其實都不知自己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呢？」對他們的身份有一定衝擊。
現實與想像有落差 適應需時
廖錦鳳更說，本身學童面對最大的情緒困擾就是學業，但這批學童必須用上很多時間在交通上，又要適應香港的學業要求，需要時間適應和調節，故他們的情緒的困擾就是家長和老師對他的要求和現實是很大的矛盾和落差。
服務社偶爾也遇到一些有情緒有困難至「躺平」的個案，學童因為適應不了，又滿足不了老師和家長的要求，故不再上學，特別是中學階段，夾雜了青春期的挑戰；曾有個案一星期躲在房間不出房、不洗澡，父母拿食物到房間才吃，衛生情況很差，情緒困擾到生活都自理不了。因此服務社的社工會去尋找隱蔽的學生，盡早介入，從小問題開始解決，給多一點機會，協助他們尋找出路。
舉辦活動助學童尋找目標
該服務社的計劃主任廖司吉以前也是一位跨境學生，明白跨境學生的境況，故現在以自身的經驗，協助其他跨境學生。他表示，服務社為跨境學生提供不同活動、交流團、工作坊、升學或就業講座，協助這批學生及其家長適應香港生活，增廣見聞，逐漸尋找自己的目標，了解自己的潛能並得以發揮，最終可以貢獻社會。
有無限可能 籲放下偏見
至於有何建議予這批學生、家長，甚至老師，廖錦鳳表示，第一個忠告是大眾應先放下「偏見」，因為每個人其實都很獨立的，雖然他們是跨境、雙非，但並非所有人都一樣，公眾應先放下固有想法，真真正正面對這個人，聆聽他們的想法、 他的經歷，有時未必一定要由我們去幫助他們，有些在他們身上，也能看到很多的無限可能，給我們一些智慧，值得去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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