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既有以陸上的絲綢之路的「一帶」，還有以海上絲綢之路的「一路」。海上絲路其實與陸上的有悠久歷史，但唐朝葉之後，因為陸上通商路線受阻，海上的貿易線成為中國對外通商的主要路線，更在宋代發揚光大，成為宋代的財政命脈。
至明代，海上絲路增添另一重意義。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Witman)解釋，明成祖朱棣推翻其姪惠帝後登基，這個史稱「靖難之變」的王室奪權。即位後，朱棣於是委派宦官鄭和出海，第一次就航向越南、印尼、印度及斯里蘭卡。
鄭和多次被派往出海，宣揚國威，就是人所共知的「鄭和七下西洋」，足跡更遠至非洲。鄭和多次出航，目的並非侵略，也不是殖民，雖有傳成祖為尋「靖難之變」失蹤的惠帝，但史書未有記載鄭和曾發現惠帝蹤跡，只是向所到之處，宣揚明朝強大的訊息。
Witman指，當時明朝的皇帝，認為國家已是地大物博，自給自足，毋須貿易，更因此下令禁止出海的「鎖國」政策。對於化外之地，只要對方願意前來朝貢，明朝皇帝會毫不吝嗇賞賜，通常是對方朝貢所值的十倍八倍，並恩准對方來經商，作為回禮，就是明朝國君輕視對外貿易的最佳寫照。
不過，這種「禮尚往來」的心態，可算一種非武力的交流，讓各地民族認識有個地方叫中國(當時是大明)，而且鄭和乘著許多巨大的「寶船」下西洋，可以具體地讓外族見證中國的科技水平，以及在造船及航海的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這些成就更早於葡萄牙的大航海時代。
雖然當時中國沒有像西方國家般，藉著探索海外地方來殖民，掠奪人力及資源，但像鄭和般的下西洋宣揚國威，以現代來說是一種柔性外交。Witman表示，例如大韓民族，他們的朝服與明朝的非常相似，還有他們有很長時間以文作為書寫語言，這些都不是明朝強迫大韓民族的統治者執行，而是對方仰慕中國文化而跟隨及模仿。在以往的藩屬如安南、琉球等，也有類似的情況。
以往中國在文化或生產力，加上龐大的市場，對許多小國都是極其嚮往，甚至樂意與中國交往。時至今日，中國的生產力都是最強，互通有無則是恆古不變的。Witman強調，鄭和的模式已不合時宜，現在講求平等、互惠互利，即使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與建不少港口、公路、高速鐵路等基建，不代表是無私的幫助，而是促進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而中國人在貿易不能再抱施恩的心態，否則會為貿易帶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