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局

公院醫護界為了向政府施壓而進行港史上首次醫護罷工，引起道德爭議，林鄭政府更以病人的福祉被犧牲為由多番批評參與罷工的醫護，並拒絕醫護界對封關抗疫的要求，而「醫管局員工陣線」在罷工5天、政府決定局步封關及實行14天隔離檢疫措施後，集體投票決定不延長罷工，結束這一場具爭議的抗爭行動。

醫護的天職是救人，不分種族、性別、宗教、政治立場去盡力協助傷患是誓言的專業精神，因為其服務對象主要是病人，因此年以「罷工」作為爭取勞工權益的手段，無可避免地影響病人，亦因此被指責。但這次醫護的決定，亦是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為研究人類道德發展而提出典型的道德兩難困局(moral dilemma)，意謂在某個情況下無論當事人作出「做」與「不做」的決定，都不會兩全其美，總有其傷害犧牲的一方及不是之處。其中最常被引用的困局情景是 : 「軒有一位身患絕症情況危急的太太，醫生告訴他有一隻特效藥或可救他太太。軒即去找發掘特效藥的藥商，可惜藥商以特效藥成本十倍價錢賣出，軒不能負擔，便急忙去想辦法籌錢。最終，軒向家人朋友拼命籌得藥價一半的錢，他回去求藥商藥把藥價減低，或先賣藥給他應急救人，之後才還餘下的藥錢。藥商斷言拒絕，表示他難得發掘這特效藥，想要賺大錢。 軒感到絕望，為救妻子最終那晚決定偷入藥房盗取特效藥！」柯爾伯格以軒這類道德兩難的個案，訪問參與研究的10 – 16歲男孩怎樣評價當事人的行為，又提出當中情景若改變，例如若有病的不是軒的愛妻，而是一個陌生人，那對軒偷藥的評價又是否會有差別？這個道德困局中，有人認同亦有人不認同軒的偷藥行為，認同及不認同的原因會有不同，有人會計算偷藥對軒本身的利害，有人看重法律是否被破壞，有人看重人命的價值，而每個人去評價軒對與錯的理由，便是分辦其道德層次高低之處。

醫護的罷工，跟軒的偷藥，都是道德兩難的情景，他們行動的出發點是為了救人，但同時，這行為的結果，會即時損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如發掘特效藥藥商受法律保障的私產權及一些病人需接受的醫療服務被逼延遲。當然，兩個考驗道德判斷的情景，亦有許多差別，例如罷工為救的是自己，卻也不只是自己而是包括病人及全港市民，而罷工跟偷藥，亦有合法與犯法之別，行動的影響亦差別很大，病人比無良藥商人數更多更無辜，但同時因行動而受惠的人也更多。

看一個人道德層次高低，你用心分析他評是非對錯的理由便知曉，軒偷藥要坐牢，他愛妻亦未必能救活，醫護加入工會罷工會被追究，又不一定有成果，卻肯定為自身帶來代價，何苦。 這種以自身利害作決擇指標的人，便是柯爾伯格道德理論中的道理發展的第一層 — 成規前期(pre-conventional level)，這是未成熟小孩從沒有是非觀到學習社會道德的第一步。 隨著人長大成熟，大部份人會漸漸內化道德觀念，認同社會上建立的價值、責任與法規是有意義的、合理的、要嚴格遵守，例如公民有責任守法、醫護有責任照顧病人，從法規及責任角度去評論當事人的是非對錯，是青少年及社會上許多人的道德發展層次 — 成規期(conventional level)。 而當人的思考變得更細緻更全面，明白社會一既有的法規也不完美，有缺陷不公、有矛盾的情況，承認有時堅守法規可能對某些個體傷害更大，例如軒堅持守法專重藥商的權益不及時偷藥可能令他妻子失救而死，醫護堅持以更溫和不影響病人服務的手法表達訴求可能連政府決定局步封關及隔離檢疫的措施也不會出現，令今日疫情更嚴峻，那便是最高的道德層次 — 成規後期(post-conventional level)。

社會上屬於最高道德層次的人，研究顯示只是少數(~10 – 15%)，但筆者感到興幸的是不少受是次罷工影響的香港人，也能展示最高的道德發展層次，如癌症病人、早產嬰兒父母等，亦能體諒醫護罷工的決定，而不是被個人即時的利害及既有的道德規條而左右判斷，以無私的聲音支持醫護，高質香港人實在很多，無論這場仗有多硬，跟這些壑智又可愛的人同行，肯定會關關難過關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