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發展心理學大師尚．皮亞傑(Jean Piaget)認為人類到青少年期約11歲以後，認知發展已經步向成熟，達至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 Stage)，即有能作系統性思考、有假設性推論的邏輯能力、有抽象思維能力等，不少認知心理學家(cognitive psychologists)的研究，卻一而再發現人類在作出判斷(decision making)時，並不會作系統性的、邏輯的思考，而是依賴一些方便簡單的策略，考慮一兩個資訊點便會作出選擇(making choices)，亦因此最終選擇並不算是最理性的判斷，並為此付出代價，例如作為消費者，在購物的時候受名人宣傳推廣、優惠等資訊影響判斷，買了自己跟本不需要的產品；又例如在評估在疫情之下自己會因社交活動而受感染的風險時，過份樂觀，在七百多萬港人中，現在不過只有極少數人中招，遇上的機率極少，何必大驚少怪呢？ 而從去年年尾中國武漢爆發至今半年多在即使多國政府也實行了相當強勁的抗疫措施，全球確診數字至今仍然超過1千6百萬，便知道面對疫情而曾作出過份樂觀判斷的政客平民不在少數！
心理學研究發現，即使我們的掌握了客觀的數字及機會率，我們最終的選擇與判斷仍是主觀的，例如，現在我們可以知道各區的過去14天的發現疫情的數字，假若報告的數字顯示：
情景一：你住那區的數字是 21, 而A區的數字是14、B區的數字是 13、C區的數字是15、D區的數字是12、E區的數字是 13；
情景二：你住那區的數字是21、而A區的數字是52、B區的數字是6、C區的數字是2、D區的數字是2、E區的數字是5；
用11格的評分值，0是不可能感染、10是一定會感染，評估你會感染武漢肺炎的可能，研究發現，即使在兩種情況下你住那區客觀的感染機會率完全相同(21/88)，但情況一的那一堆數字會影響你的對染疫可能的主觀感受，評分值會比情況二更高，這是因為其他區的數字對比下影響判斷，研究員曾以多種不同情景及數值測試，都發的類似的主觀評價，稱現象為「另類結果影響」(alternative outcomes effect)。
除了另類結果影響，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亦是另一個影響我們對風險的判斷的現象。當描述情景以可獲利益的方式呈現時，我們傾向選擇避免風險、較肯定的結果；當描述情景以減少損失的方式呈現時，人們傾向於較冒險、較不肯定的結果。例如，假設面對武漢肺炎，估計最終全球600萬人死亡。現在專家提出兩個方案應對疫情：
情景一：如果採用方案一，200萬人可以被救回。
情景二：如果採用方案二，有1/3機會600萬人可以被救回，有2/3機會 600萬人都不會被救回。
面對類似以上的情景，過往研究發現72%的人會選方案一，肯定的正面結果。但當情景改變成以下的描述：
情景三：如果採用方案三，400萬人會死亡。
情景四：如果採用方案四，有1/3機會沒有人會死亡，有2/3機會600萬人全部會死亡。
結果78%的人會選方案四，更冒險、不肯定的結果，而其實，情景一跟情景三都是完全同一樣的結果，而情景二跟情景四亦一樣，不過描述手法不同，便造成不同的判斷。
以上的例子，說明了我們考慮風險並作判斷時，常常受很多主觀的心理因素影響，早前看見香港的疫情數字相對很多地方都低，大家主觀感覺要減少社交的需要不大並不出奇，而現在需要全民再度堅持盡量留守家中，也要考慮所提供的方案及框架又是否有效提升的大家避免風險的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