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19下半年，香港仍受困於政治紛爭的帷幔。筆者於四月中旬，曾在《AM730》撰文指出，《逃犯條例》的爭議已上升涉及港府有效管治及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實踐的輿論爭奪戰。倘戰線愈拉久長，是會令大多數市民愈加認為一國兩制已是徹底失效的謬論。
事態發展至今，當中極具爭議的部分是港府因應商界的憂慮而「極速」作出回應，雖然令部分商界人士滿意並表示支持港府的修例，但此一行徑不僅未能凝聚社會共識，反而加深階層對立及對一國兩制的再否定。
需要認清一點的是，社會的構成必然包含各階層人士，商界只是其中而非全部。過去香港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經濟自由度第一，港府亦刻意引以自豪。但這一深信市場自由的原教旨主義，確實長期造成港府在維護社會公平的角色缺位，擺在眼前的貧富差距、住房困難，全是市民每日面對的艱巨生活課題，而青年人面對的全方位困境更為嚴峻。
港府卻對「積極不干預」政策存有近乎病態的信奉程度，並對社會民生情況產生認知迥異，把階層流動問題倒果為因，錯誤推論為個人不努力而非施政的使然，致使認為與商界組成的「政商管治聯盟」有助「把餅做大」，助推經濟發展產生「漏斗效應」惠及各階層。而事實是，所謂的「漏斗效應」未曾發生，反而是商界搶佔所有的經濟發展紅利，贏者全取的心態卻又是鐵一般的事實呈現於大眾眼前。
港府未能有效向市民大眾解說修例影響人權保障的誤解，以及打破市民對內地法制的偏見，加之偏袒商界的態度，無疑令市民深信商界就是港府管治香港的代言人。
不僅如此，反對派成功利用修例事件引爆社會輿論，引導市民對落實一國兩制的質疑。坦率地說，這技倆不感意外，惟建制派未能因時代的進步而理解一國兩制新模式的實踐與演變，確實令人感到費解。
回顧修例事件的初期，當港府面對反對派及商界的狂追猛打，以至伸延攻擊一國兩制的有效落實，建制派只有律師身分及部分專業人士作出反擊，其他人士則處於失語狀態，任由反對派大聲吆喝，區分祖國與香港的大不同，營造香港偏安一隅的高尚，確實引起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欠缺的再發酵。
需要知道的是，中央透過「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以至「港人內地居住證」認同等，一系列的融入舉措是要「與時俱進」地為香港擺脫經濟困局，分享國家經濟發展的紅利，從而邁向「主動融入」一國兩制實踐的新模式。由於反對派的全面對抗政治行徑及主流港媒的偏面理解，誤把「兩制」的差異全面放大，而完全忽略「一國」作為制度的大前提及必要性。
中央認為香港是國家發展大局下的主要持份者，社會的穩定及安全是必須納入考量的因素。進一步地說，《逃犯條例》的修訂是為國家可以緊靠香港，在國際利益的層面上得到充分的保障，以助國家持續推進改革開放。這是港府有效管治權的爭奪戰，同時也涉及國家對香港安全關切的艱難治港課題。建制派對於中央實踐「主動融入」一國兩制新模式要有深切理解和認知，這是不能迴避的課題。「一國」及「兩制」絕不是兩個不同的載體，亦不可偏於一方作出片面解讀。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羅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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