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五年規劃的制度創新 香港治理思維的範式轉移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本周三同日公布香港歷史上首份五年規劃與新一份施政報告。多數輿論聚焦於具體政策內容，卻較少論及一個更根本的轉變，正如部分研究形容，這是香港特區治理邏輯的一次重要範式轉移，由過去以年度應對為主的「見招拆招」施政模式，改為政府以五年宏觀藍圖去勾勒長遠發展。五年規劃的引入，意味着特區政府開始嘗試以中長期框架約束短期行為，以硬指標替代空泛承諾。這是一次制度創新，值得社會認真審視其深層意義。
多年來，香港的施政節奏，本質上是「年度循環」，每年施政報告回應當下社會訴求，財政預算配合年度收支，年復年謹慎運作，造就過往的成功。然而，世界在變，國際格局深刻變化下出現新形勢，香港要安身立命，也需要積極求變，才能有效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以發展北部都會區為例，不可能一年建成，河套創科合作區的產業發展需要持續投入，而國際金融中心的轉型更涉及跨經濟周期的結構調整。五年規劃的價值在於為這些較為長遠施政目標，賦予獨立的政策生命。
綜合傳媒已披露信息，五年規劃設定約20個戰略性宏觀指標，同日公布的施政報告則將宏觀目標細化為逾百項微觀政策與項目指標，成為具體施工圖。創科領域將設定較2022年《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更進取的硬指標；而據政府消息，北部都會區未來5年產出約900公頃熟地，其中300公頃為產業用地，提供約7萬個房屋單位；北都大學城核心校園區用地從100公頃擴充至300公頃。這些數字的約束力，取決於後續監督機制能否真正運作。若僅是願景陳述，意義有限。
必須正視的是，規劃本身不會自動產生結果。香港過往不乏宏觀藍圖，從《香港2030+》到《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但執行時協調不足的問題反覆出現。五年規劃若要避免重蹈覆轍，需要配套的執行文化變革，而這正是目前最令人憂慮的環節。
首先，執行五年規劃涉及跨部門協調機制的實質運作。發展北部都會區則與發展局、運輸及物流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教育局等多個政策局有關，過去類似大型計劃往往因部門各自為政而進度遲緩。五年規劃若無明確的統籌架構與問責主體，宏觀目標只會停留在文件層面。政府應盡快公布跨部門督導機制，並定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
其次，亦須得到公務員體系對長期目標的認同。若各級公務員仍以年度KPI為唯一導向，五年規劃的戰略優先地位便難以體現。政府須將規劃指標納入部門績效評估，讓「長期思維」成為公務員文化的一部分。第三，立法會的監督也須作調校適應，從「年度問政」升級為「規劃審計」。 議員的關注點不應限於單一年度的撥款與政策，而應建立對五年規劃中期進度的系統性審視機制。
最後，全社會的參與和共識也十分關鍵。五年規劃不僅是政府的規劃，更是香港的規劃。商界、學界、專業團體、青年組織都應被納入執行與反饋的網絡。唯有社會齊心，規劃才能從紙面走進現實。
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同日公布，形式上的創新已獲確認。但制度的價值不在於公布儀式，而在於此後五年能否持續落實。規劃的真正考驗，不是最初公布時的宏觀敘事是否動人，而是當短期壓力與長期目標發生衝突時，決策者能否守住規劃設定的方向，全社會是否願意共同承擔執行的責任。不錯，五年規劃是「畫龍點睛」，但龍能否成形，則取決於每一筆是否落到該落的位置，更取決於執筆者與觀畫者是否同心協力，將龍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