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三年，全球流行，對各國體制和人民是重大考驗。中國是舉國體制，對集中力量辦大事及超強、全系統動員具有觀念優勢和制度優勢。中國防疫路線自我標識為「動態清零」，其背後的文化基礎是家倫理，全國人民親如一家，不拋棄，不放棄，但陳義甚高，政策執行的難度與韌性要求高度凸顯；政治基礎在於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顯示與西方防疫的群體免疫式「躺平」路線有著重要差別，且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優越性。
但隨著外部世界防疫路線整體轉向「共存」邏輯，以及中國自身防疫的社會心理承受極限到來，中國防疫韌性出現「透支」現象，社會出現不同形式的疲勞症和抗爭，其路線轉型勢在必行。抗疫轉型是適應中國內外大環境的客觀舉措，但必然伴有較大的醫療資源擠兌與部分社會成員生命健康權益受損的代價，無法做到盡善盡美。事實證明，國家的保護能力是有限的，民眾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全球化條件下與世界體系的重新連通是必然的，中國防疫不得不轉入另一條跑道，實現防疫與經濟、民生、全球化及個人權利的重新平衡。
「新10條」的防疫政策鬆綁，顯示中國開始防疫轉型。(中新社)
疫情知識的不確定性與家原則
對新冠疫情的醫學知識仍然是匱乏的，科學共識未能成為此次防疫的全球行動基礎。知識的不確定性導致防疫政策和路線的國別差異及全球防疫行動的低效化，再加上政治化的「病毒溯源」之爭、疫苗民族主義以及疫情陰謀論的疊加影響，這些都暴露了全球化在公共衛生合作及整體治理上的觀念衝突與制度能力短板。WHO在其中的尷尬角色可見一斑。
這種知識不確定性是由如下因素造成的：其一，在基礎研究層面，病毒產生和變異的規律並未得到完整及可信的醫學追蹤與分析，各國在疫情合作研究方面各自為戰，有關醫學資料不能做到「大數據化」的共享，造成人類對疫情無法形成科學分析與理性確信；其二，專家內部分歧與網路意見的民粹化干擾，因疫情影響危害較大，專家意見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和政策引導效應，「專家網紅化」趨勢明顯，彼此之間相互爭論及發生分歧，損害了專家意見的權威性與確定性；其三，生物戰嫌疑及大國之間的相互猜疑、甩鍋與政治化對抗，某些民粹化國際領袖(如特朗普)的刻意誤導，造成疫情應對過程的假資訊氾濫，科學分析與理性討論的氛圍嚴重破壞；其四，全球醫藥利益集團及其輿論操縱系統的定向資訊引導、專家僱傭、學術滲透及市場化操作，干擾了醫學知識生產的公共性和責任倫理。
在疫情知識不確定的條件下，在全球防疫合作難以為繼的約束下，各國只能自保，走一條適合自身國情、民情的防疫道路。在防疫的全球大辯論和路線競爭中，中國防疫模式被概括為「動態清零」，西方防疫模式被概括為「與病毒共存」。這種二元化的對立性建構滿足了相互認知、標識化和政治博弈的需要，但也存在對彼此防疫共性的誤解與遮蔽。對立是被誇大的。事實上，中國與西方都是從各自的國情、民情出發制定的合理化政策，中國在倫理和政治上做不到西方那樣在疫情早期就推行「群體免疫」的決策，而西方沒有中國的舉國體制，做不到中國這樣的長線韌性防控。「動態清零」背後的深刻文化邏輯是家原則，是中華民族的有機共同體倫理，在價值上推崇人民整體的健康安全至上，不接受群體免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病毒共存」背後的文化邏輯是社會原則，是原子化個體的自由與自決原則，邏輯上偏向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西方也沒有完全「躺平」，早期嘗試過「動態清零」而失敗，逐步轉向「共存」邏輯下的自己責任和「治療主義」。
中國也不是沒有動態調整，而是沿著「精準防控」方向做試點及積極探索，綜合權衡防疫與經濟民生的動態平衡關係。西方從中國持續進口大量防疫物資，統籌醫療資源實現梯次防疫。中國防疫決策起點高，保護承諾凸顯，其結構轉型自然存在難度，但轉型拐點終究還是來了。
責任分擔與防疫「治療主義」的到來
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是對人類社會秩序類型古今之變的歷史考察和規範要素比較，對於我們理解中國與西方防疫路線差異可提供適當的知識資源。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及其觀念、社會影響，也在改變著中國的共同體基礎與社會思想狀況。防疫過程的不同聲音及訴諸個體權利的抗爭表明，中國已經不是完全的共同體範式，而是共同體與社會並行的範式，主導的文化與政治意識形態是整體主義的，但社會階層分化、產業與利益分化以及全球化的連通性與比較，催生了中國社會的個人主義原則及其倫理、法律正當性。
防疫轉型的壓力因素有兩個：其一，經濟民生損害面擴大，政府財政與防疫全系統運轉面臨虧空風險；其二，來自社會層面的、以個體權利與自由為基礎的話語和行動抗爭，向共同體範疇傳遞強烈的自由社會與個體權利的規範性主張。這種強大的壓力因素是中央決策層不得不考慮和回應的。防疫曠日持久，民意忍受的極限逐漸浮現，民意轉向帶來內外反對性聲音和勢力的反制行動，而基層防疫中的侵權現象及過度管控過失經過網路媒體放大及圍觀式批判，進一步損害了中國防疫路線的正當性根基。
防疫轉型的基本思路與政策邏輯是：其一，客觀面對疫情演變及民意變化，統籌回應經濟民生與外部連通需求，及時停止「清零」的理想主義政策，轉向「動態共存」的現實主義政策；其二，政策保護邏輯的轉變，從完整的國家體系保護轉向國家與個人的共同保護，凸顯個人是自身健康安全的第一責任人，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邏輯和原則；其三，國家責任轉向重點支持公共醫療系統對重症患者的及時治療，以及普及個體防疫的基本知識，提供適當的資源支持；其四，從政府、專家到媒體，進行防疫新階段的輿論調整和心理輔導，但由於政策轉型的陡變，甚至出現同一專家前後直接矛盾的言論；其五，國家客觀評估逐步放開的防疫轉型過程會經歷一個社會陣痛期，在醫療資源擠兌與脆弱群體生命健康方面會有缺口和代價，但國家承擔完整保護責任的三年已然盡力，民眾可以理解國家能力的局限性及自己責任，從而不會發生政治安全與社會騷亂的重大風險。
新思路下的中國防疫路線可以概括為國家與個人共同擔責的「治療主義」。這當然不是「躺平」，而是客觀轉向防疫新階段，且國家保護責任並未消失，而是變換軌道，重新定位和承擔，更優疫苗、特效藥及可持續醫療體系就是國家的新責任。這是中國社會的「共同體倫理」對「個體社會倫理」的客觀承認和良性共存。
重新連通與正常秩序的前景
對防疫合法性的理解必須緊密結合國家的文化與政治背景。對防疫政策轉型的理解，則需要深刻認識到個人權利在中國社會的扎根及全球化的體系壓力。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要求自立自強，以內循環為基礎，避免對西方體系的過度依賴及「自我殖民化」，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體系的資源、市場、技術與競爭秩序。疫情強管控模式持續三年，出乎決策者的預料，也出乎全球市場的預期。對中國政府施壓的不僅僅有內部資本力量和部分民眾，還有外部資本特別是西方國家在華投資勢力。中國是世界工廠和製造業、消費能力的主要載體，中國的經濟運轉是否恢復常態，影響到全球化的基本面和發展動力。
重新將中國市場納入世界體系並維持在華龐大的商業利益，是中國防疫轉型的重要外因。中國經濟以內循環為主，但必須堅持內外循環相互促進，這既是全球資本的追求，也是中國民族復興和全面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只能開放，防疫邏輯上必然走到放開。但這種放開的轉型代價，即便再精細計算和控制，都是客觀存在的，民眾需要自己負責，需要共擔時艱。
回歸正常秩序，哪怕疫情仍有不確定風險，哪怕「長新冠」時隱時現而無法完全排除，哪怕部分人群的生命健康將承受巨大壓力。常態化是一種無法拒絕的、擊穿人心的強大誘惑和壓力，中國政府最終回應了這一訴求。疫情防控的三年是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場應急測試，從觀念和技術上提升了中國的整體動員能力，但也測試出了中國體制的某些脆弱性，如法治與應急管制的錯位脫節、體制的整體主義與民眾的個體主義的張力、中國對世界體系的客觀依賴性、基層管制體系及其過度授權帶來的合法性與治理能力短板以及公共衛生研究和政策制定能力的局限性。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化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條「最難也是最偉大」的道路。防疫轉型正在展開，與世界體系的重新連通正在測試，民眾的權利意識和自己責任已然扎根，國家治理的共同體主義修正前行，而民族復興的牢固共識和發展方向從未改變，其前景依然可期。 逢每月第二個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