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美國荷李活金牌監製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醜聞被揭發後發起的「#metoo」(我也是)行動，不但沒有平息，相反越來越多受害者公開發聲。從報道看到港隊「欄后」呂麗瑤憶述遭教練性侵的經歷，到不同婦女於工作環境和機構提出有關的性侵控訴，可以估計公開的個案會越來越多。
雖然社會好像多了空間談及性侵，但同一時間亦多了人問為甚麼現在才發聲。很多個案其實都不是剛剛發生，有些發生於十多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問者雖帶譴責受害者的意思，但這亦是一個很需要探討的問題，同時，亦因為這種譴責，令很多受害者不能及時說出真相。
能否公開和公開的程度也會因性侵的程度而受到質疑，很多性侵並不會造成表面傷痕，如語言上的傷害和身體上的觸摸。聞及這些個案，社會大眾會突然變得非常理性，因沒有證據而不斷質疑受害者是否小事化大，或者太過敏感。如果是語言上的侵害，更會話「講下都唔俾咩！？」。如此一來，受害者莫說不能得到支持，連基本的信任都沒有。
事實上，即使很多公私營機構都有防止性騷擾的措施，但未必能夠有效運用，原因是這些措施並不是以人為本，例如有些機構的申訴期為三個月，即是受害者三個月內需要提出，否則不受理。
要真正打擊性侵，是造就一個讓受害者能夠發聲的環境，而並非依賴一份紙上談兵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