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入港」是「一國兩制」框架內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對國家發展理性與發展模式的有益借鑑和吸收。(資料圖片)
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演變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出現空前波動風險，地緣政治博弈與局部衝突不斷升級，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風險挑戰中穩步前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槓桿，「一國兩制」在新時代呈現出由治及興的新氣象和新動能，香港、澳門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制度基礎、管治能力與政策導向日益健全成熟。2026年3月，「十五五規劃」經國家立法程式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家發展意志，其中的港澳專章更是提出了統籌高水準安全與高品質發展的戰略定位與政策目標。2026年8月18日，澳門特區政府發布第三個五年規劃。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區政府發布第一個五年規劃。由此「規劃入港澳」成為制度現實，「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進一步凸顯，融合發展與高水準開放新格局有了更加系統、完整、精準、可持續的規劃指引與制度保障。
十五五規劃第十七篇是關於「一國兩制」與港澳台發展的專門篇章。十五五是中國式現代化和「一國兩制」新階段建設的關鍵時期，既涉及到新秩序下的港澳如何統籌發展與安全，實現高品質增長，又涉及國家統一進程與中國國際地位結構性提升。該篇章以「一國兩制」統攝涵蓋港澳台治理與發展，顯示出中央在二十大報告中宣示的「一國兩制」長期堅持是堅定有力的政治決斷與政策信號。十五五規劃對港澳部分的政策論述，是以發展為重點的。這一方面表明經過六年多的國家安全法治建設與「愛國者治理」社會政治基礎培育，安全與秩序問題已得到基本保障，由治及興的發展問題成為焦點；另一方面，全球變局與中國式現代化新局催生出港澳發展的新全球化內涵與使命。這是一種深度全球化的新發展時刻，十五五規劃立足國家發展戰略全域對港澳發展做出宏觀規劃和政策指引，構成港澳發展的理想藍圖和路徑座標。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相應的是，香港特區政府首次積極謀劃制定具有細則化性質的五年規劃，將國家規劃內容進行本地轉化落實，這是特區政府全面準確實踐「一國兩制」的積極舉措。
「規劃入港澳」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發展完善的重要標誌。「一國兩制」是解決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發展問題的重大國家戰略與制度創新，為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化提供發展槓桿和制度動能。但囿於「兩制」的觀念阻隔、制度差異及內地現代化程度的相對滯後，「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重「兩制」、輕「一國」的傾向，出現了對國家體制、國家權威與國家發展規劃的疏離甚至抵制的現象。比較而言，「愛國者治澳」在澳門具有更好的社會政治基礎，澳門「23條立法」2009年完成，構築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屏障，澳門第一個五年規劃於2016年發布，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探索「規劃治理」的先行制度經驗。「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則遭遇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長期阻撓和破壞，最近十餘年更是經歷非法佔中與修例風波之亂，在2020年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以來才逐步實現從又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並在2024年完成「23條立法」，2026年制定發布首份五年規劃，完成對國家發展規劃的政策對標與本地轉化。從法治基礎來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各自構成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的憲制秩序，在這一秩序內，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是最高原則，而發展利益既需要港澳既作為中國內地走向國際市場的槓桿橋樑，又需要港澳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方式助推國家主場的現代化與新全球化。2026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發展規劃法》，其中第37條明確規定：「國家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就為港澳特區編制本地五年規劃提供了更加明確的法律依據。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發布第一個五年規劃。(資料圖片)
「積極不干預」導致香港錯失發展機會
香港、澳門特區對標國家發展規劃制定本地規劃，這是「一國兩制」發展理性的再制度化。特別是香港，長期以來奉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放任市場主義，原則上拒絕政府規劃或政府干預，將市場奉為圭臬。這當然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得以國際化運轉的經濟文化和制度文化。然而，單純以市場為中心的制度體系，固然保障了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卻對世界變局、地緣政治、貿易戰、產業革命與產業政策變遷、國家戰略與國家發展需求等缺乏必要的戰略與政策視野，從而導致香港錯失諸多發展機會，滯後於國家戰略步伐。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暴露出香港法治體系中的國家安全制度漏洞，「積極不干預」的長期放任政策導致香港無法抓住新全球化與國家經濟戰略調整的發展機遇，統籌發展與安全在香港出現了嚴重的「制度赤字」。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奠定了香港特區「愛國者治港」的新制度基礎，李家超特首提出了「以結果為目標」的管治新範式，標誌著香港特區政府治理與發展模式的變遷，即探索確立一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發展模式。這一結合形態的發展模式恰恰是中國內地發展模式的優勢所在，是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辯證統一的合理理解與運用，超越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經濟現代化與政府治理模式的反覆運算創新。因此，「規劃入港」的意義更為凸顯，是「一國兩制」框架內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對國家發展理性與發展模式的有益借鑑和吸收，也是「愛國者治港」賢能化、制度化、實效化的政策標誌。
從港澳本地規劃的具體制定過程來看，具有如下基本特徵：第一，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即對標對表國家「十五五規劃」港澳專章，將國家發展規劃中的港澳角色轉化為本地可執行的具體政策任務和目標清單，並匹配相應的機構、人員、資源和考評機制，同時特別重視本地實際和發展需求，對社會意見和利益進行積極聽取和回應，確保本地規劃「接地氣」，惠及本地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需求；第二，充分體現「高度自治」原則與精神，即規劃編制在法律上屬於港澳兩個特區政府的行政管理權的具體行使，以本地法律和本地發展需求為基礎對接國家發展規劃，本地行業意見和社會意見具有重要的參與性和影響力，編制過程的民主化與透明度較高，社會反響積極正面；其三，充分展示「愛國者治理」的賢能政治取向與管治能力，即編制制定過程涉及政府統籌方方面面進行調研、座談和決策諮詢，涉及大量前瞻性、基礎性、綜合性政策研究，涉及特區政府與中央之間的密切互動，涉及特區政府對國際變局、地緣政治與全球產業鏈波動的戰略判斷和選擇，涉及規劃與年度施政報告的銜接協調，涉及政府管治體系與效能考核的機制構建，這些方面都因為五年規劃而得以檢討、整合與改進；其四，充分彰顯新全球化的戰略自覺和政策統籌能力，即港澳特區在編制規劃過程中均高度重視國家發展規劃關於港澳國際角色的調整和充實，跟進國家總體戰略布局對港澳自身發展方向和產業重心進行調整優化，香港特區形成「四中心一高地」的戰略新格局，澳門則錨定「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進一步深化和細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提升全球化競爭力的政策舉措，同時港澳均重視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的高品質發展新周期及其新全球化空間。
堅持「一國」之本 善用「兩制」之利
總之，港澳五年規劃可視為國家整體發展規劃的「港澳篇」，是港澳特區政府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賢能治理行為，是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政治基礎與政策理性的標誌性成果。本地規劃的法治基礎是憲法與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政策基礎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通過結構性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港澳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就具有了真正確定和高遠的戰略視野與政策方向。十五五規劃是民族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想新藍圖，是中國對自身與世界的發展規劃和堅定承諾。這一規劃對港澳角色的設定，是以中國引領的「深度全球化」為前提的，是以發展主義和效能主義為中心的，是統籌發展與安全並凸顯發展主線的，是兼顧融入與服務之港澳辯證角色的。國家發展規劃本身的理性化與法治化，為港澳特區制定本地五年規劃提供了最權威與最直接的政策指導。我們有理由相信，港澳在十五五規劃的科學指引下，在本地五年規劃的精準保障下，必將迎來良政善治和深度全球化發展的空前機遇和光明前景。由此，「一國兩制」的港澳名片將更加閃亮，對台灣回歸與全球信任將起到更加凸顯的樣本吸引力和制度標杆作用，也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人類和平發展帶來更加確定和更具高品質發展內涵的實踐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