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香港真係「死得人多」。香港亦被部分國家禁飛，被列為「疫埠」。當年我還在新聞前線，6月份要到莫斯科採訪胡錦濤，莫斯科拒絕香港航機降落當地，結果我們一眾採訪人員要先到印度，在機場足足等了8小時「通頂」，才可以轉機到莫斯科。 這種折騰，現在回想起都不禁打冷震。
那一年，張國榮從文華酒店跳了下來，結束他匆匆40幾年人生。香港人痛上加痛。
沙士期間，街上的情況跟今天差不多，一樣幾乎是沒有人的，眼前一片狼藉。香港人的痛跟黑夜一樣，彷彿看不見盡頭。但是當時沒有人怪責任何人，相反大家都是好齊心，香港人幫香港人，用我們廣東話一句俗語︰今日失去的，我搵得返。可惜的是人命流逝。
沙士期間，我們跌入了谷底，但好快反彈。香港人的生命力就是勁，跑新聞的時候，我們都說：香港不需要很有作為的領導，只是你肯放手，香港人自然搞得好。
但是今次的Omicron核爆，香港一樣變得好冷清，香港人一樣好低落，但不同的是今次的民怨很大，大家都在問：一個正如袁國勇說可以吃Panadol搞掂(對大多數人而言)的病，為甚麼要搞到全城恐慌？百業蕭條？
特區政府到底知不知幾多人被搞到無工開？無飯開？現在甚麼都lockdown，又是看不見盡頭，搞死一盤生意容易，做好它是艱難的。這些抗疫基金都是香港人的錢，你派錢幫補一下，但確也是小恩小惠，幫不了多少。如果政府不是七國咁亂，搞到全民搶糧，搶Panadol，人心不會這麼亂。
現在天天有人做指示，不同的專家出來說不同的話，指來指去，訊息一片混亂，做不做全民檢測？幾時做？做幾耐？點禁足？可否早點通知，等大家有心理準備，現在甚麼都計劃不了，只能見步行步，香港變成一團糟，特區政府到底你在搞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