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一世記者。

現今世代，對有些人來說，只要有臉書帳戶，一機在手，能拍片、拍照便可自稱「傳媒」。
但對於許多同行而言，「記者」兩字異常沉重，盛載著一份社會責任和使命，
甚至是終生興趣和職業，即使離開傳媒機構，記者，一輩子都是記者。
文：Wing
圖：黃文山、蘇文傑
場地：老二花廳(陳曉蕾)
 

我不是作家  陳曉蕾

陳曉蕾，即使沒有讀報或看雜誌的習慣，相信也曾在書店跟「她」擦身而過。她是一位資深港聞記者，93年入行，至97年前的5年間，主要報道政治新聞，其後轉寫專題報道，曾出版多本著作如《剩食》、《有米》等，09年，她離開傳媒機構，正式展開了獨立記者生涯。
寫書與新聞報道之間，港人看來總是有道「鴻溝」，曉蕾說：「有人曾說服我不要以記者身份出書，叫我自稱作家，或改個『朵』叫現代說書人。我心想：『你都黐線。』無論何時，世界都需要記者，專題報道都是新聞，分析社會現象，即使用很soft的故事陳述，都是從理性角度出發……我不認為做記者特別巴閉，但亦不卑微，記者，就是記者。』

五本作品談死亡
訪問當日，我相約曉蕾在旺角樓上咖啡店碰面，她拉著一輛手推車，看來有點疲累。忙得不可開交，全因她正籌措新書出版，繼前作《死在香港 見棺材》及《死在香港 流眼淚》後，曉蕾再次就「死」這議題出書，新作包括《香港好走　怎照顧？》、《香港好走　有選擇？》及《平安紙》，「之前兩本《死在香港》系列，述說了殯儀業和死亡帶來的哀傷，《怎照顧》和《有選擇》則是『內功心法』和怎樣作實質照顧，而最後的《平安紙》就是一本很個人化的平安紙，讓你可以在看完前幾本內容後，靜靜坐下來想，自己的最後一程要怎麼走？誰人幫你辦身後事等問題。」

做一世記者
曉蕾把近3年的訪問內容寫成3本合共三十多萬字的新作，撰稿之餘亦要自費出版，同時兼顧印刷工作安排，「新書的設計用了薄薄的洋蔥紙，用軟皮製作封面，因為我第一版也印四千多本，遇到很多問題如冇紙、冇印刷廠肯印，到有廠肯印時，又因紙張太薄，印刷機無法捲紙，最後還是要改書本設計。」93年入行開始擔任記者的曉蕾，09年離職前已是中層主管，本來可以自自在在，坐在辦公室改稿，但她說：「幫人改稿不如自己寫。做報館記者其實很難『善終』，過了30歲，一般都是升職做中層，職責是改稿，冇機會再接觸採訪工作，我很喜歡採訪，想一世做記者。其實記者寫書，在外國很普遍，香港少人這樣做，大部分都是考慮錢的問題。」不過，曉蕾笑言暫時沒有經濟困難，「我真的沒甚麼好埋怨，都已經出到第20本了，以我寫的這種偏門題材來說，算是暢銷，每本都賣到超過5,000本，當然難跟外國暢銷書比，人家閒閒地都賣30萬本。」

水過鴨背很難受
獨立採訪，自費出書，對很多現職記者來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但曉蕾決意要在40歲前完成夢想，「在報館工作，出去做訪問，可以幫很多人說話，但記者本身其實好鵪鶉，好似每個記者都會叫改你稿嗰個主任做老闆咁，其實佢只係你上司，好奇怪，記者就是會順著上司喜好去寫稿。現在我選擇獨立報道，只是想報道能夠不斷進步，繼續做前線工作。」入行時在電台工作的曉蕾，曾先後轉職至報館、周刊等機構工作，「我由第一份工，每半個鐘交一篇稿到後來做周刊，一個月交一萬字稿，都算是有足夠版面寫專題，但對題材的認識很水過鴨背，上個月寫環保，今個月寫城市規劃，每次做完一個題目便要趕快投入下個題目，每次都沒有真正深入了解。」07年時，她曾計劃撰寫關於本地教育的專題，「當時我曾在學校教了一年書，後來發現，原來教育是個很複雜的議題，架構很複雜，政策上改動丁點，已牽一髮動全身，所以，那本書其實寫不出來，就是因為開始時不夠了解，當我了解實況後，再也不可天真以為，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教育政策，可以隨便跟從其他國家做法。」

紀實人性  楊德銘

離開報館仍是記者，將同一理論套用在攝影記者上，似乎比文字記者更易理解，單是「喜歡攝影」一個理由，已能解釋，新聞攝影記者何以退下火線，改以自由攝影師身份出版相集；本地的確有不少攝影師是前報館攝記，其中一位就是楊德銘(Paul)，但他的拍攝對象並非年輕模特兒，也不是賣萌貓狗，反而是近年形象低落的前線警員，經過對警員7年的觀察，出版了全新相集《Yes Madam, Sorry Ah Sir》。

新聞照片的價值
Paul 2000年畢業後，先後在多家報館擔任攝記，後來輾轉到了雜誌社當圖片編輯，沒想到，這段時期成為他的事業轉捩點，「我離開傳媒機構，不是因為不滿這個行業，而是當時在雜誌社發生了一些不快事，我對某些雜誌社高層對用圖的看法或取態，有點看不過眼，他們依然用商業角度去衡量一張相的價值，尤其是新聞相，選取相片只考慮銷量，完全沒有從編輯角度去想，而是要那張照片夠奪目，夠譁眾取寵而已。」他表示，當時感到意興闌珊，同時又想進修，於是便去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修讀「影像及傳播」碩士，畢業後回港，正式放下攝影記者工作，轉而成為自由身攝影師。

觀察「親密戰友」
Paul入行十多年，曾是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亦曾多次在大型社會示威活動中站在最前線，相機遮面，頭盔護頭，天天衝鋒陷陣。他坦言，自回歸以來，示威活動逐年遞增，而站在前線的警員數量亦愈來愈多，「真的很誇張，即使只有十數名示威者，也至少動用上百名警員做防線。」示威活動中，攝影記者與前線警員，某程度上是最「親密」的戰友，「09年時，我被報館安排到菜園村拍攝反高鐵示威，觀察到前線警員有些有趣行為，例如空閒時他們會圍埋閒聊吹水，又或者當他們行動時有些一致的動作或甫士，可能這些都是一般人會做的事，但當這些行為發生在穿制服的警員身上，畫面即時變得很有趣。可能因為平日我們很少留意他們，於是我當時便想，如果把這些畫面拍攝下來集結成書，可能會呈現出警察的另一面。」

敘事與抒情
人像攝影和紀實攝影，在很多公開攝影比賽中，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範疇，就如寫真照片與新聞照片之間的楚河漢界。Paul坦言喜歡從同一事件中發掘新角度，而新聞攝影則有特定角度或時刻需要攝影師拍下來，「其實新聞攝影是否誠實？」我問。「很難說明，或者我以我其中一個系列照片『劉進圖事件』來解釋，我當時已在拍攝《Yes Madam, Sorry Ah Sir》的一系列照片，而我拍出來的部分，是一班警察排成人牆，低著頭搜證，但如果我當時是攝記，我要capture的就是每個重組案情的關鍵時刻，例如他們模仿犯案經過時，兇徒拿起刀一刻，就是新聞攝影需要的moment，這就是傳統新聞攝影的限制，因為要用相片講述整件事，當然現在已有另類的新聞攝影，就是講氣氛，但香港仍然偏向相片要畫公仔畫出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