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作為「旅遊民族」，長時間(指一年內)缺乏旅行體驗是會損害情緒健康，甚至會引發社會不穩的。來自新加坡的商界朋友Mike對於旅行之於一個人，特別是生活在威權管治國度的人民的重要性，有深切體會。
Mike說，在新加坡大部分人都明白他們人權和自由極受限制，但是政府能夠提供穩定的生活、affordable的住屋，他們既然享受到這些好處，也就接受這一套「社會契約」，在國內沒必要反對政府，最多在「頂唔順」的時候，就去外國放個悠長假期，盡情享受自由的呼吸。Mike認為，以往香港人外遊透氣，多數是紓解工作壓力。自從去年反送中運動以至國安法立法後，香港人如果不移民，現在就有了和新加坡人一樣的旅行理由。
其實Mike所提出的困獸鬥理論並不新鮮，對於一年可以去四次日本、兩次泰國加兩次台灣的香港人，過去的一年被困香港，無事可做之餘又日日看電視新聞，看見買顏料小女孩被防暴警察飛擒、看見擺街站叫口號會被控煽動、看見政府搞全民檢測射公帑落海、看見所謂特首宣告三權分立不存在……精神日日飽受衝擊而依然繼續返工，應該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困獸鬥情況如果一直持續，政府的所作所為只是禁室培育一群反建制猛獸而已。
可以設想特區政府為何極力和不同國家建立「旅遊氣泡」，除了重啟旅遊業之外，讓一大班鬱結已久的香港人出走一下，為怨氣日濃的社會紓壓，是有其特別的政治需要。
